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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青春残酷物语——与游戏无关的校园暴力和暴力校园(《家用电脑与游戏》2010年4期)

青春残酷物语——与游戏无关的校园暴力和暴力校园


(《家用电脑与游戏》2010年4期)



  Can you feel me?
  正当我睁开双眼,踏入这个世界。妈妈给我生命,现在让我自生自灭。这让我恐惧。在我的眼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回想过去,难道生命就是这样延续?我抽烟抽得我的肺都黑了,就像整个社会被人心笼罩着,它也是黑的。我背着宿命的十字架,也渴望power,paper and respect。我想这大概就是human nature。
  佛家说,烦恼即是菩提。我暂且不提,我倒是希望能够回到母体。老妈对不起,我时常把你气得跺脚,你说你后悔当初没有堕胎把我堕掉。每当我放学回家,放下那沉重的背包。家里空无一人,只残留着你香水的味道。那时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又要加班。我打开冰箱,拿出微波炉吃冰的晚餐。老爸在凌晨两点钟,醉醺醺地回家。我从睡梦中醒来,只听到你们在吵架。我没有办法专心面对第二天的考试,老师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老师。
  我讨厌穿制服,我讨厌学校的制度,我讨厌训导主任的嘴脸,讨厌被束缚。That's true,很多人不屑我的态度,他们说我太cool,警察不爽我都曾将我逮捕。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人家说什么,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他们算什么。没有谁有权利拿他的标准衡量我,主宰是我自己,随便人家如何想。我还是我。
  ——《Life's A Struggle》,宋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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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来的人,肯定都是压抑了很久。我们被别人欺负,只能压抑在心里。但压抑总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爆发,得发泄出来。”北京男孩说。
  2005年年底,为了采写一名天津男孩跳楼自杀的专题,张岩前往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治疗中心,在那里采访了几名正在接受治疗的孩子。其中有个北京男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男孩刚上高一,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成熟。他说他喜欢练散打,张岩问他为什么练散打,他说他就读的那所学校动不动就有人打架,放学时,校门口总有人堵着打,他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经常被人欺负。另一个孩子在旁边接茬说,他以前也常被同学欺辱,有一次被几个同学扔进了学校的茅厕里。
  从那时起,张岩就萌生了做一期关于校园暴力的专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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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青少年暴力行为和现在一些很流行的暴力游戏有没有关联?
  李玫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现代社会网络引发的暴力应该是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网络很吸引孩子,尤其在学习很枯燥的背景下,他们往往更容易接触网络,而大多数网络游戏吸引孩子的是暴力片,久而久之容易形成孩子习惯性的观念态度和习惯性行为方式。
  问:在您实际接触的案例中,有没有真正遇到这样的例子?
  李玫瑾:我记得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小男孩玩游戏,他看旁边的一个孩子玩游戏,有一个动作没跟上,他就帮这孩子按了一下键,这个孩子回过头来就说你干嘛碰我的东西,这孩子说我帮你,他说我要你帮?结果两个人发生了争执,在争执中,这个孩子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就给另外一个孩子一刀,当时扎在胸口上直接导致了孩子的死亡。后来这孩子讲我想都没想就做了这个动作,就因为他在电脑里老这样解决问题,因为游戏当中就是这样的。
  ——“对校园暴力说不”,2007年7月17日,CCTV-2《健康之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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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做“校园暴力”的专题后,张岩收集了近半年来见诸媒体的一些校园暴力事件。
  2009年2月,小青在学校宿舍被四名同她年龄相仿的女生殴打了四个多小时,前前后后至少被扇了四十个耳光,造成左耳鼓膜穿孔。这期间,同宿舍的另外五名女生均在场,没人敢出来叫老师。
  2009年5月,云南省某中学初三的八名女生因为琐事对初二女生小艳施暴,她们将小艳拖进厕所,打耳光,用高跟鞋砸头,拳打脚踢,还向小艳嘴里强塞入从厕所里捡起的脏卫生巾,整个过程长达10分钟。
  2009年6月,银川市某中学14岁初一女生小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四名十六七岁的少女围殴达两小时之久,导致鼻骨骨折,头面部多处受伤。
  2009年7月,广东清远市石潭镇某小学五年级的14岁女孩谭芳被十名17岁左右的少男少女疯狂虐打,拳打、脚踢、扇耳光,对方还强迫她脱光衣物,整个虐待过程被拍成手机视频。
  2009年8月,上海市某职业学校一名被称为“熊姐”的17岁女生在弄堂里对另一女生拳打脚踢,抽打对方的脸,扯其头发,踢其腹部。被打女生从头至尾没有还手,任其打骂。
  2009年9月3日,银川市某中学两名高二女生因琐事发生矛盾,并于次日约定下午放学后到公园外“单挑”。两人在约定地点打架后仍无法解决问题,随即又各打电话纠集了一群社会闲散人员继续斗殴,导致一死一伤。
  2009年9月8日,西安旅游职业中专新生小美被同校的七八名女同学按在宿舍的地上殴打,随后被强行扒光衣服,周围的人用手机拍下裸照。
  2009年9月9日,广东中山三角镇的初二女生佳佳被几名同校女孩拉进胡同拳打脚踢,最后被强行扒光衣服,几乎全身赤裸地躺在地上,殴打的全过程被人用手机拍下。
  2009年11月,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云秀书院官一中11名初中男生,因“看不惯初二年级女生徐某平常在学校内的行为”,在课间邀约徐某到校外季官村老宝象河河埂上,对其实施长时间殴打,并用手机对施暴过程进行了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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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本书白写了,真的是白写了。”简平对张岩说,“你看这些年,类似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每天在校园里发生。”
  在图书馆的“纪实文学”书架上,张岩找到一本名为《阳光校园拒绝暴力》的书。这本书出版于2006年,书中记录了数十桩血淋淋的校园暴力事件——被室友连续三天以火烧烤下身的广西女孩小兰;被同学拳打脚踢、扒光衣服,还被人用八根点燃的香烟插入肛门的北京男孩小谢;被同学持刀逼手淫、老虎钳夹拇指、警棍电击,还被逼以刀自残,经历各种“酷刑”虐待长达一年的四川男孩小方;在与同学的“决斗”中,用稀释硫酸泼向对方和围观者,造成20名学生烧伤、其中13人毁容的山西男孩小淇;用菜刀残忍杀害同学、由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变为施暴者的山东女孩小燕……
  《阳光校园拒绝暴力》的作者简平是上海的一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作品曾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大奖、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等奖项。“在我写过那么多的文字之后,我相信儿童文学是这个世界上最圣洁最美丽的文字。”简平说。
  而这本书的内容,与他以往的作品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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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6年1月到5月底,这本书写了整整五个月。这五个月里,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痛苦的事,你说怎么可能不沉重?就连同家人的交流,也少了很多。
  写这本书,最初是受朋友秦文君之邀。她那会儿刚到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做总编辑,想让我执笔写一本关于青少年的报告文学。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我肯定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更多地看到这个世界的阳光的一面。不过这次我想写点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对这个世界的阴暗面其实了解得也很多,有时候甚至看得比大人还透,不少孩子自己也会参与进去。
  最终决定做“校园暴力”这个话题,是因为有一天我在媒体上看到了北方某市教育部门负责人的一句厚颜无耻的话。这座城市在八天之内连续发生了三起校园命案,当地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在接受采访时竟然轻描淡写地说:“这怎么能叫校园暴力呢?这是学生之间玩闹引起的。”一个堂堂的市级主管单位,一个堂堂的教育工作的领导者,对校园暴力尚且如此淡漠,如此无知,遑论他人?
  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我女儿正读小学,每天回家,她都会告诉我学校里发生的一些事,比如同学之间相互起难听的外号,用侮辱性的语言和动作相互攻击,老师罚学生立壁角,骂他们笨,说他们将来肯定没出息。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在我看来,校园暴力的种子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萌芽的。
  这本书里的所有案例都是见诸媒体的公开报道,我没有做任何艺术加工,案例本身的细节已经足够让人触目惊心了。为了写这本书,我联系了当初采写这些报道的记者,向他们核实了解更多的细节。我很感谢这些记者,要不是他们,校园暴力的问题将被永远埋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不过有个记者被我嘲笑了一通,他在采访专家后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太差。我对他说,你的结论有失偏颇,三四十岁的人还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自杀或杀人,十几岁的孩子,你觉得能有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这些校园暴力事件中,小旋的故事最让我心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小旋一直受到同学的欺负,可她居然没有同任何人提过哪怕一个字。没人听到她的哭泣,她把自己包装得很好。她是为了让所有爱她的人放心,因为她爱父母,所以不告诉父母;因为她和其他同学相处得很好,所以她不愿意同学说她心胸狭窄。无论老师、同学,还是家长,他们都不知道小旋内心的痛苦。当她最后考上重点初中,觉得终于可以摆脱校园暴力的时候,却在上学的第一天倒在了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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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旋的父亲是个本分的农民,在村里的石材厂干力气活儿;妻子除了做家务,还要耕种将近两亩的口粮田。小旋是他俩的骄傲,从小就是个文静内向的孩子,长辈们经常夸她“懂事”,“一点不让父母操心”。
  小旋去世后,母亲整理她的遗物,打开了她的一只黑色皮箱。最上面一层铺着几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箱底有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纸包,里面是一本小小的带锁的日记本。日记本里一共有五篇日记,一千多字,第一篇没注明日期,最后一篇写于2005年7月15日,这是小旋从小学毕业的日子。
  读了这本日记,夫妻俩泪如雨下。在日记里,小旋记述了两年多来被同班两个男生殴打欺负的经过。
  “宋荣常打我的头,一天不超过五次才怪,一经过我座位就打我的头,让我动不动就会头疼,头都快被打成傻子了。……被他们控制后,我失去了自由,只要看到那个宋荣,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
  “我坐在他前面,是最悲哀的,常常挨打;他出手很重……以前,我坚强不哭,后来总是被打,想到今后的日子也要被打,就哭出来了;他像往常一样,打了我的背……用脚踢了我的腰……那时非常痛,我又哭了。上课后我擦干眼泪,没想到,一下课他又来了……那天下午放学,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让父母知道,偏偏那天爸爸在家,被他发现我眼睛红;我担心死了,生怕明天爸爸到学校,又怕我被同学讥笑,一直想一直想,最后睡着了;他还警告我,如果老师骂他,他就要打我。”
  “我常常窝在被里痛苦大哭,根本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很不想让自己的父母担心。”
  “我是多么地想读初一,不再受他们的摆布,不受到他们的命令……我是多么希望这漫长的岁月能够赶快过去,使我不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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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学校,再也不能沉默了”,我是很用心地在写。作为校园暴力的主要发生地,学校应该积极探索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校园保护机制,至少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可现实却恰恰相反,面对校园暴力,大多数学校和地方官员都采取避而不谈的遮掩态度,对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暴力事件保持沉默,或是刻意弱化“校园暴力”的概念。这种沉默,消解了社会对校园暴力的认识和关注,阻碍了铲除校园暴力的法律介入和整个社会预防、保护、救助体系的建立,强化了学生对学校的不满和恐惧,也将施暴者往犯罪的深渊推了一把。
  失败的家庭教育是纵容校园暴力的帮凶。现在的很多父母同老师一样,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对孩子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孩子的心理健康被堂而皇之地以“没时间”、“没精力”为借口给忽略了。另一方面,父母又过于溺爱孩子,孩子觉得什么都可以做,什么行为都可以被宽恕,不需要尊重别人。在如何自我保护方面,父母也没法给孩子提供多少有益的帮助。有的父母教育孩子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的父母教育孩子要处处忍让,吃点亏受点委屈也没什么。
  校园暴力的问题上,责任最大的还是老师。传统观念中,老师对孩子可以任意打骂,孩子对老师却不得有任何冒犯行为。这使得很多老师不懂得尊重孩子,习惯用暴力去解决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他们没有想过,自己是学生的榜样,他们使用暴力,学生也会有样学样。
  老师的暴力不仅仅体现在肢体和语言上,把学生分成“优等生”和“差生”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软暴力。“优等生”受到老师的重视,各方面都得到优待,而“差生”却被老师瞧不起,处处遭嫌弃。老师如此,学生也会跟着把周围的同学分成三六九等。成绩差的学生在班上沦为“二等公民”,这是典型的精神虐待。
  威胁孩子说要找他们的父母来,这也是老师惯用的一种软暴力手段。有一次,我在山东演讲,主办方原定的主题是“儿童文学”,我看现场来了很多家长和老师,就说还是聊聊校园暴力吧。我对家长说,今后老师要是让你们去学校,你们应该拒绝,因为这会给孩子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孩子们知道,每次父母去了学校之后,自己肯定免不了一顿批评或是一顿打骂。
  演讲结束后,有一位老师举手提问,他说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当老师的心理都很阴暗。我问他,平时和班里的同学相处时,你是把他们当成“孩子”还是当成“学生”。他想了想说,当成学生。我说这就是问题所在。
  当功利化的应试教育主导了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时,每个人都会把分数以外的事情,包括校园暴力,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教育体制出了问题,连带着老师也出了问题,连带着家长也出了问题,最后导致孩子也出了问题,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伤害。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让孩子们学会相互尊重,相互沟通,相互合作。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呢?校园暴力的泛滥恰恰说明了我们教育的失败。
  
8
  三十多年前,上小学的时候,我也体验过校园暴力带来的痛苦。回家的路上,我经常被班上的两个“歪人”欺负。他们抢我的绿军帽,抢我的书包,用砖头砸我,用弹弓包着石头射我,往我头上浇水……那段时间我不敢出门,也不敢把自己受欺负的事告诉父母。文革期间,父母受到冲击,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上了中学,和我住一个宿舍的也有个“歪人”,专以欺负别人为乐,你买了本喜欢的书,他会把它撕掉,你买了顶新蚊帐,他会把它烧掉。
  这么多年过去了,校园暴力在国内愈演愈烈,唯一不变的是公众的漠然态度。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校园暴力的危害,让孩子知道应该保护好自己;另一方面是希望全社会都能行动起来,构建一套防范校园暴力的机制,至少把校园暴力当个问题去认真对待。可现在,同样的悲剧还是在每天上演,我们的管理部门对这些问题还是置若罔闻。
  从2008年起,中央电视台每逢9月1日都会播放一套叫做《开学第一课》的节目,教育部还专门发文要求全国各地的学校组织学生和家长收看。老师也把这个当成作业,布置给孩子,要求孩子写观后感。我看了这个节目,全是些空洞无物的说教。这么好的宣传机会,不用来给孩子们介绍一些对他们有实际帮助的东西,那你做这套节目还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也没什么奢求,只希望中央电视台能在《开学第一课》里提一提校园暴力的事,让孩子们对校园暴力提高警惕,就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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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级领导:
  秋风送爽人心寒,弯月当空大地暗,这是陡山中学2009年10月29日的夜景。当晚学校有七个班在上晚自习(七年级一个,八年级两个,九年级四个)。在晚8点多钟(正值第二堂晚自习),欧阳XX、胡XX、江X(以上三人均为社会青年,开学初至今多次对我校学生“擂肥”、打架伤人)、戴XX(因多次打架闹事遣送回家,至今休学)、陈X(在校生,曾多次参加打架斗殴)、方X(在校生,曾多次参加打架斗殴)等人,一顿“大饮”之后,纠集一些同学在学校闲逛,他们大声说笑,高声放着音乐。当几人在904班窗外骚乱学生时,被当堂教师劝走。他们又跑到903班窗外,故意将手机放在窗台,用最大音量的音乐影响学生学习。此时正是我校年近六旬仍坚守教学一线、德高望重的宁忠仪老师在上课。宁老师走出教室劝他们离去,他们不屑一顾,还恶语相向,几人迅速向宁教师汇拢过去。宁老师一看情况不妙,立即向学校反映情况。此时正值下第二节晚自习(20:20),学校雷校长、九年级年级长陈志林迅速赶到事发地并劝其离校,几人好像“无所谓”,转身悠悠地向外走去,仍放着劲爆的歌。只要能送走“幽灵”,让师生能安心工作学习,也没过多去理会。不料当他们走到904班附近,戴XX无故将学生刘X扇了两耳光,踢了一脚。陈志林老师又去劝诫他们,没想到他们凭着一股酒劲、凭人多、凭无耻,不但不走,反而叫嚣起来:“老子就是不走,想在学校里怎样玩就怎样玩,你妈的莫管老子……”,满口脏话,十分狂妄。陈志林抓住了打人的戴XX准备拉到办公室去,戴XX的其它同伙蜂拥而上,有几人对陈教师拳脚相加,还有几人捡起砖块砸向陈老师,陈老师自然是寡不敌众,右后脑被打破,左眼被打充血,嘴左角开裂等(学校事后才知晓)。此时下自习的同学纷纷围观,校园吼叫声一片,学校顿时乱成一锅粥。此时,雷校长、徐惠东、贺红波、李惠乐、周剑波、李茂松、罗玉团、宁忠仪等老师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在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才遏制了事态的发展(当时老师们还不知道陈老师被他们打伤)。在师生们的劝诫及威严之下,他们仍不依不饶,满口脏话、狠话地走出了校门。他们二十余人聚集在校门口,叫骂不停,猖狂之极。此刻,雷校长迅速拨打了陡山派出所的电话,可连拨两次都无人接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向“110”求援。那些闹事分子见师生聚在一起闭门不出,叫嚣了十余分钟,还放出话来:“过几个小时再来,老子总有一天会打死XX老师,还要将那几个XX的学生扁死,把陡山中学给‘造’了……”
  ……
  这些狂傲之徒(欧阳XX、胡XX、江X、戴XX、段X、陈X、方X等人)之前多次在学校犯上令师生深恶痛绝的丑恶行径。自开学至今,“擂肥”数十次,打架闹事十余起。但学校毕竟是教育机构,不是执法机关,也曾多次教育过,也曾多次向派出所、上级部门反映过,但只能算作“尘埃入水涟漪点点”。因此,这些人更加肆无忌惮,言行更加猖獗。前几周欧阳XX等人晚上到学生寝室“擂肥”,用长片刀架在学生脖子上要挟学生。派出所在上月也来过学校,收缴了他们有些人的部分刀具后悄然离去,几乎对他们没有一点震慑作用。上两周,学校分管政教的陈建明副校长,对段X等人入校滋事进行一番教育后,其托人带话,让陈校长准备好遗像!……天啊!师生的安全在哪里?这哪是教书育人的纯洁之地,简直是他们发狂称霸的场所!可叹!可气!可笑!更可悲!!!
  本着为学生服务,净化校园环境,管理好学生,学校安排领导和教师值日、守门。哪怕教师们多苦多累多难,大家都不辞辛劳。可这些闹事分子一个个游魂。无论昼夜,翻墙入校,惹事生非,搞得学校师生不得安宁,尤其引起了学生们的一片恐慌:怕他们闹、怕他们打、怕他们擂。有些同学放学还不敢回家,甚至还有时学生向班主任请假呆在家里,让家长保护自己。
  ……
  陡山中学全体师生恳请上级领导及有关部门本着教育是国家的千秋大业,本着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权,本着伸张正义为民做主的思想,还陡山中学师生一个宁静、安心的校园。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将这些人怎么样,但毕竟是“堵水应堵源,治病应治本,斩草应除根”,这些并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陡山中学全体师生再次恳请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伸出坚强的援手,不要让清贫的教师伤了身更伤了心,不要让宁静的校园被邪恶打破,更不要让那一个个充满求知眼神的幼小心灵在他们梦想与希望刚刚起飞的时候,就在我们眼前,无情地消逝!
  陡山中学全体师生三次恳请有关部门用“强大的身躯”来保护我们,陡山中学全体师生及学生家长将感激不尽!
  陡山中学
  200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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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艺军教授认为,年轻人易受暴力文化影响,比如暴力游戏、暴力电影,虚拟世界中杀得一片血腥,无形中提高了年轻人的残忍度,降低了同情心,对他人的生命有一种漠视。有些男孩子攻击性本来就比较强,通过这些暴力文化变得变本加厉,找到机会就会发泄愤怒和仇恨。目前整个社会对于暴力缺乏理性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文化市场上对于暴力的分级制度就没有。许多血腥的暴力的影视、游戏等是不应该让孩子接触的,可是文化不分级,这些东西谁都可以看。
  ……
  教育研究者冉云飞忧虑的是,在谈论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上,对媒介的反思往往落实在媒介形式上,比如笼统地归咎于电影、电视或者网络这些新媒体。其实,无论媒介先进与否,社会中的暴力和阴暗面总会投射到校园中来。冉云飞说,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上世纪60年代,受了最“正统”教育的中学生,在接下来的文革中却山头“老大”林立,暴力程度一点不低于现在的小孩。
  冉云飞认为,如果说媒介有问题,那是我们的媒介一直有问题而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在暴力意义上来说,青少年在《古惑仔》里看到的黑社会械斗,与《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刀砍地主其实并没有实质区别。
  ——《湖南数十学生械斗,中专生们的残酷青春》,2007年6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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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一部以街头小混混为主角的电影风靡内地,片中所刻画的那种兄弟情义,那种原始冲动的暴力,那种自由狂放的孤独感和幻灭感,令无数年轻人热血沸腾。它就是《古惑仔之人在江湖》,英文名“Young and Dangerous”。有人夸张地说,《古惑仔》热映后,中国一夜之间就多出了数百万流氓。
  从很多八零后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古惑仔》对那个年代的中学生的确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念初中的时候,满街录像厅放的都是《古惑仔》,人人都幻想自己是陈浩南,开跑车、泡马子、罩场子,除了不拉皮条、不吸毒,其余什么都可以干,为了兄弟甚至可以追杀敌人于千里之外。记得初三时,全班一半以上的男生有棒子,一个50人的班级起码有10把砍刀、斧头、军刺。曾经去过一个念职高的同学那里,一个12人的宿舍床下有20块砖头、40多个啤酒瓶、9个拖布把、5把军刺。大家相互间仿照‘洪兴’,有大哥、有堂口,有头脸的‘扛把子’配有专职的‘马子’。打架是家常便饭,斗殴一向信手拈来。一些不懂事的小女孩也以能傍上‘浩南’和‘山鸡’这些大哥,能晚上坐在摩托车后面飙车为荣。”
  2009年11月,蒋飞在他常去的论坛上发了个贴,回忆《古惑仔》对自己的影响。从小爱看港片的他初中时接触了《古惑仔》,高中住校后,便开始追逐梦想中的古惑仔生涯,一心要成为“揸fit人”(即“扛把子”)。那时的他热衷于打群架,因为“很有快感”。“很多时候,打群架并非真有什么纠纷,只是找个借口挑起争斗。名义上为同学打抱不平,实际上彼此也没什么交情,目的就是打败别的帮派,令其臣服。”蒋飞身边有个真正的“扛把子”,去年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蒋飞很佩服他,因为他“很讲义气,人也很好”。
  蒋飞的帖子引来了不少同龄人的共鸣,有人回复说:“我初中的时候,班里好多同学都带着很粗的链子,觉得有男子气概,还往学校里带砍刀、管制刀具,文身、模仿海报拍照,这些都算小大小闹。打起来的时候,事主课是肯定不上的,能打的带着几十个人和另外一伙人火拼。打一个下午,到第二天还在摆事的都常有,不能打的也都躲起来遥控指挥。总之北方人尤其好面子,折了面子那是一定要找回来的。我记得那会儿要是身后没点背景,出门说话都不能太放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挨灭。”
  一个ID为“异形”的人回复说:“《古惑仔》是我当年读初中的时候的片子,之后被人拗分,到最后想想被别人欺负不如去欺负别人,就开始混了。”
  “异形”今年26岁,看上去很结实,长发披肩,黑色T恤的胸口印了一个骷髅。这两年他迷上了摇滚,正准备组个乐队玩玩。前不久,他看了一部叫做《海盗电台》的电影,很感动。影片讲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一群“有头脑、无信仰”的摇滚爱好者在北海的一艘渔船上建了个地下电台——“海盗电台”,夜以继日地播放摇滚乐,过着他们所鼓吹的“音乐、性和大麻”的嬉皮生活。充满正义感的政府认为这种音乐会腐蚀青少年,“就像肮脏的下水道,夹带着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还有不道德”,于是通过一个新法案,令“海盗电台”的存在成为违法。最后,渔船在逃避追捕的过程中引擎爆炸,沉入了海底。
  “现在的人都太实际,很少有人想过要去做一些能让别人记住自己的事。反而是我们这种在道上混过的人,更在意这些。以前,你要是让我帮你办点事,我只会问你‘要多少人’,不会问‘给多少钱’。”“异形”对张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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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上海的八零后,小时候家住十六铺,后来市政扩迁,要把那边的一条小马路扩成四车道,我们家在动迁范围以内,爸妈就把家搬到了老西门一带,我也跟着转到了这边的一所重点小学。那时我读三年级。
  转学前,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考试基本都在八九十分以上,还当过小队长。那次转校成了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到了新学校,我没法适应那里的新环境。他们进度快,我上课听不懂,好多地方跟不上。老师也有点排外,你成绩不好,不会对你上心。我那时性格又比较内向,搭不上群。所以成绩直线往下掉,考试基本都是不及格。一夜之间沦为差生,心里肯定难受,慢慢也就没心思学习了。三年级结束后,我留级一年,后来的成绩也是一塌糊涂。就这样瞎混了几年,勉强被老师踢进了中学。
  初中那会儿,上海的街机厅还比较多,电脑房也开了不少,还有录像厅、桌球厅什么的,我常去那些地方玩。我家家境还不错,爸妈平时给的零花钱也比较多,一般都有十块十五块。没过多久,我就碰上了“拗分”(上海话“劫道”的意思)的。一天放学回家,我路过文庙,被两个穿黑衬衫的家伙叫到一条小弄堂里。其中一个火很大的样子,一边踹自行车一边骂骂咧咧,问我有没有钱,我很害怕,赶紧把身上仅剩的两三块钱全都掏出来给了他们。可那个火大的家伙说我肯定还有,抽了我两嘴巴,还拉着我的头往墙上撞。另一个人开始搜我的身,没找到钱,这才收手。
  那天倒是没受什么伤,只是眼睛哭肿了,在外面躲了一会儿才回家,跟爸妈说学校放得晚,就这样蒙混过去了。这种事情告诉爸妈也没用,他们帮不了你,反过来还会觉得你没用,觉得你在外面惹事。要是被他们知道我被人拗分的话,说不定连零花钱都不给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个拗分的是另一所学校的初三学生。那时候,拗分的事情在学生中间经常发生,警察不管,老师管不过来,被抢的也不敢声张。不过也只有中学生才干这种事,你想想,小孩身上能有几个钱,但凡在外面混过的人都不屑于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
  第一次被人拗分,心里肯定有阴影,因为太害怕,连着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后来又被抢过几次,对方知道你身上有钱,就会盯着你。我也学乖了,看到他们过来,就老老实实地把口袋翻给他们看,然后原地跳几跳,表示身上已经没有硬币了。
  也就是那段时间,我看了《古惑仔》,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只有认识有路子的人,才能保证自己不被人欺负。那会儿,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也开始学古惑仔,平时在外面混得比较多。和他们在一起,我有一种安全感。他们偶尔会问我要点钱打打游戏什么的,我也乐意。
  有一天,我们去西门一家比较有名的街机厅打游戏,在那儿碰见了以前拗过我分的那两个人。我有点害怕,就对同学说,还是去别的地方玩吧。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那边两个人以前拗过我分。同学听了以后,松开摇杆,走到他们面前,二话不说,上去就是几记耳光。我吓坏了,逃的念头都有了。我同学把他们拖到外面,叫我扇他们耳光,我没敢动手,他就对他们说,你俩给我记住,这个人是我罩着的,你们叫他一声“阿古”(上海话“大哥”的意思)就算了。我虽然没动手,心里却很自豪,原来做人可以这么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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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同学处久了,慢慢也就知道了流氓的一些习性。穿黑衣服、穿磨砂皮鞋、头发中分的,基本都是混混。一个人的时候,最好别盯着他们看,否则会有麻烦。
  我家楼下有一家租书的小店,兼做包机生意,老板和我关系不错,我就把家里的PS放在他们店里,和他们一块玩,顺便也赚点零花钱。一天晚上,有个男的坐在我那台PS前面玩游戏,旁边还坐了一高一矮两个人。玩了一会儿,他起身准备走,我过去给他结帐。他说,我和你们老板是朋友,他没问我收过钱。我说,这台机子是我的,所以钱我来收。我刚说完,旁边那个高个子就一脚把我踹到了门外。我疼得站不起来。矮个子走到我身边,蹲下来跟我说,不好意思啊,我朋友刚下山,你别多事。我吓得不敢吭声,因为他手上拿了把小刀顶在我肚子上。这时那个玩游戏的男的走了出来,对另外两人说,你们干什么,别吓坏了小朋友。他把我拉起来,说,小朋友,我跟你讲,钱我今天肯定是不会给你的,你想问我要,就到西门弹子房来找我。我吓傻了,这才意识到这三个人绝对不是一般的小混混。
  这事过了没多久,我和同学去西门弹子房玩。我正在那儿打《电精》,突然有人重重地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身后站的就是那天玩游戏没给钱的那个男的。他问我,你来这里找我啊。我忙说不是,我和同学来这里打游戏。他“哦”了一声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拿了瓶可乐过来,放在我的机器上,对我说,这算是上次包机的钱,我叫“达达”,以后你就在这儿玩吧,我罩着你。听了他的绰号,我觉得很耳熟,回去问了同学才知道,西门一带有个名气很响的人叫“达达”,当年他们六七个人拿着刀,砍退了从其它城区杀过来的三十多个人。
  我既害怕又高兴,觉得跟对了人。之后就常去他那儿玩,每次去都会主动给他买些游戏币和饮料。他人很好,也很照顾我,从没主动问我要过钱。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混好了,今后不但不用怕被其他小混混骚扰,反过来还可以见他们一次揍他们一次。
  那年我十五岁,“达达”比我大十岁,我管他叫“哥”,他也把我当成他的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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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后,我的形象彻底改变了。校服跑鞋早就不穿了,代之以黑色西装、皮裤、磨砂皮鞋,头上划了个分头,还留了鬓角。在其他同学眼里,我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爸妈对我的变化多少知道一点,不过只要我不在外面捅出什么大篓子,他们不太管我。有时候他们也会告诫我说,别老跟那帮人混在一起,不好。我说没事。
  我哥经常带我去淮海路的一家夜总会蹦迪,那儿有不少道上的朋友,都是有头有脸的,我哥会介绍给我认识。能和这些人搭上话,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平时我哥要是有什么活儿,比如收钱或是替人出头,会叫我们几个小弟去办。打架是家常便饭,你认识的人越多,牵扯上的事就越多,打架也就越频繁。我们打架一般不使家伙,使的话也是钝器居多,指虎、双截棍、水管什么的,有时候也会带刀具,不过主要是用来压场子。
  有一次,我正在街机厅玩游戏,外面冲进来五六个人,一言不合,就同我们打了起来。我们这边只有我和秃子两个人,我也习惯了这样的场面,没什么好怕的。秃子一开始被三个人围着打,我过去帮忙,也挨了几下。对方有个小胡子,一把揪住我的衣服往外拖,然后不知道从哪儿抄了个啤酒瓶,朝我头上砸下来。我赶紧用手挡,可头还是被砸到了,开了口,左手也被刮了一条10厘米长的口子。秃子见我挂了彩,抽了根水管就冲了过来。我当时也毛了,想起以前藏过一些家伙,就折回街机厅,抄起一把弯形砍刀,冲了出去。看见秃子被对方团团围住,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抡着刀就砍了过去,其中一个背上被我砍了一刀,另一个人的手、胸口和腿被我砍了三刀。看见我这副不要命的架势,对方掉头就跑。
  几分钟后,我们的人赶了过来,看见我受了伤,就把我送到了我哥家。他有个邻居是医生,也没什么缝合伤口的工具,就拿云南白药哗哗地撒上去,然后用胶带缠了几下。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一直没回家,躲在我哥家养伤,一是怕爸妈担心,二是听说有条子去街机厅调查过。我也有点后怕,担心这事闹大。后来听说对方的人没什么大碍,我觉得很庆幸,还好没搞出人命来。
  其实在这条道上混,大家都有这个觉悟,知道自己早晚会出事。谁都会头脑发热,有一天真的和别人打了起来,真的闹得很大了,也不用说什么后悔不后悔,不管是由多么小的事引起的,最重要的是,下手的那一瞬间,你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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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年,我基本没怎么读书,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还可以,他们学他们的,我混我的,放学后去的地方不一样罢了。他们要是碰上点什么事,比如被欺负了,被勒索了,或是女朋友被别人钓了,也会请我替他们出头。别看是初中生,报复心理都很强。我打一圈Call机,叫上十几号人,找到对方,威胁几句,抽几记耳光,抓着头发往墙上撞两下,也就行了。碰上难缠的或是后面也有人的,两边就会干起来。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熊姐”的视频,真搞不懂那点破事儿怎么会闹得沸沸扬扬。搁我们那会儿,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你抢了别人的男朋友,你说你该不该打?熊姐下手算是客气的了。
  在学校,我和老师也干过架。那次,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在学校抽烟,被班主任发现了。他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让我们站成一排,然后和另一个老师一起挨个抽我们耳光。抽到我的时候,我闪身躲了过去。老师说你小子还敢躲,就把我按在桌上,劈头盖脸地打。另外两个同学不乐意了,抄起办公室的凳子就砸了过去。我们把屋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五个人打成一团,直到其他人过来把我们拉开。老师哪见过会还手的学生,自那以后,见了我们几个都会躲着。
  升上初三后,我们换了个新班主任,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教政治的,我们叫她“老太太”。放学后,老太太把我们班单独留下,开动员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态度还很强硬,想给我们来个下马威。我哪受得了这个,当场就站起来对她说,你脑子有病吧,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放学?说完我就走出了教室。我一走,班上炸了锅,呼呼啦啦一下子走了二十多人。
  没过多久,学校组了个“特别差生班”,把初三各班级最差的学生都分流到那个班去。这样一来,我们原先的班级就被拆散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家集体抗议,跑到办公室和老师理论,还差点动起手来。回到教室后,全班三四十个人,把刚发没多久的课本哗啦哗啦全撕了,洒在教室地上,厚厚一层。
  进了“特别差生班”,我们就更欢乐了,那些不爱学习、喜欢闹事的学生全都集中在了这里。哪还像个班级,简直就是个“差生俱乐部”。少数几个还有点心思学习的人坐在前面,完全不想上课的人就在教室后面为所欲为,有睡觉的,有聊天的,有打牌的。我带了个电视机,坐我前面的同学带了个VCD,从外面接个拖线板进来,我俩就在课堂上看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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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下半学期,学校让班上表现最差的几个学生退了学,我是其中之一。
  退学后没多久,一天半夜,我和几个朋友在外面溜达。路上碰见一辆警车,警察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说刚打完麻将,出来吃夜宵,警车就开走了。走着走着,朋友说最近没钱花了,去弄一家手机店吧。那会儿手机挺贵的,好几千一个。我不想掺和这事儿,就在外面帮他们把风。他们撬门进去后,发现店里也没啥东西,只有些手机壳什么的。等他们出来准备走的时候,一前一后两辆警车已经把我们的路给堵死了。
  我身上没工具也没赃物,被判了包庇罪,入狱三个月。头回坐牢,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像动物园,狭窄的过道,两边都是笼子,和《生化危机》里的警察局差不多。我那个监房住了五个人,进去后,我顺手抓起一把饼干,捡了本书,躺下来准备放松放松,没想到被人揪着头发揍了一顿。后来才知道,我拿的是老大的饼干。那个监房的老大犯的是绑架罪。
  在牢里,我学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不管你在外面混得怎么样,到了这里,你都得夹起尾巴做人,见机行事。新人肯定得多吃点苦,刷马桶之类的活儿你得主动去干。监房里没有床,大家都打地铺,我就睡在靠近马桶的瓷砖上。刚开始我和少年犯关在一起,少年犯之间相互欺负的情况特别严重。后来我转到了成人区,成年犯对我这样的少年犯还算比较照顾,你只要把该做的都做了,基本就没什么事儿了。每周二和周四,少年犯有加菜,我也学乖了,菜来了先端给监房的老大,他拿走一半,剩下一半留给我。
  我从监狱里放出来是在2000年7月,同学们初中毕业相互道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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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狱后,我开始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音像店打工。之后的几年,我乱七八糟什么活都干过,修过摩托车,干过流水线,混口饭吃。
  在道上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有这种感觉,觉得自己老大不小了,一直混不出头的话,再混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还是得找份正经事儿做做。可现在这个社会,没点学历很难找工作,家里有点小钱的可以自己开个店弄弄,没钱没学历的怎么办?我身边有个朋友,三十好几了,还在混,平时弄些助力车、电动车什么的,转手卖掉,一个月也能有个四五千。不管做正当生意,还是干些见不得人的活,还不都是为了糊口。一大把年纪,谁会为了找刺激去干这种事?
  我彻底不混,是在我哥出事之后。那天,我的仇家上门找我,我不在,我哥就替我挡了下来,结果腰上挨了一刀,肠子被刺穿了,他也没和我说。为了这事儿,我一直很内疚。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没白认识我哥,他把我当成了他的兄弟。兄弟不是随便叫的,一般人叫朋友就够了,偶尔敷衍别人叫叫兄弟。真正的好兄弟是要做一辈子的,那种责任要大到你可以为了对方把自己豁出去。
  我从小爱玩游戏,我的梦想就是找一份和游戏有关的工作。2005年,我进了上海的一家外资游戏公司做测试,算是圆了这个梦。这家公司待遇不错,算上加班费,每个月有三四千,而且因为是兼职,工作安排很灵活,一个项目做上一年多,中间休息几个月,等下一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再过去。就这样做了三年,2008年,国家出了个新的《劳动合同法》,原先的兼职方式行不通了,大家只好全都转正。转正后,加班工资没了,收入少了很多,也没了以前的那种自由。去年3月,协议到期后,我离开了这家游戏公司,后来又面试过好几家单位,都没通过,主要还是因为学历低吧。为了拿张文凭,去年我参加了成人高考,年底收到了华东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想想也挺有意思,别人读书的时候,我在外面混,别人在外面混的时候,我又要回学校开始读书了。
  我不是实力男,也不是肌肉男,现在的我只不过是个170多斤的穷二逼。以前那帮兄弟,大多都已经成家立业,各忙各的,不过还是会经常一起吃饭,一起玩,只是不会再有当年的打扮和脾气。一起干过的架,一起泡过的女人,一起上过的山,一起吃过的格子饭,都已经是过去了。
  人一直在成长,现在看看当年的自己,都会觉得很傻逼,但那就是真实的自己。不管你瞧不瞧得起曾经的小流氓,你都应该理解,他们也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荣耀,虽然那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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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张羽: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含有暴力内容的网络游戏,对于青少年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呢?前几日,记者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采访了一名杀人犯。七年前他还不到18岁的时候,为了抢劫钱财,他就涉及了8宗命案,其中他亲手杀死了5个人。而他走上犯罪道路,就源于迷恋暴力的网络游戏。
  解说:据北京市未成年犯的管教所的统计,在押的少年犯中,暴力性的犯罪占到65.8%。而他们中的70%—80%都是直接或间接因为网络游戏走上犯罪的道路。李勤(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7岁时沉迷网游,并因此抢劫、杀人,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
  李勤:那天我也迷迷怔怔,刚玩网游回来,他们就说怎么抢。这就是跟网上学的,网上说怎么制服别人,后来那真是亲身体验了,试了一下,把人杀了就完了。当时一天到晚真是迷迷怔怔的,我稍微清醒一点,我也不会跟他们干这个。
  解说:李勤生性胆大,游戏中的暴力不但满足了他的生理需求,还强化了他的暴力倾向。而一些网游中惯用的PK原则,也就是杀人原则,则更让李勤混淆了虚拟与现实的判断。
  ——“一个杀人犯的自白:聚焦网络游戏的色情暴力”,2009年12月24日,CCTV-1《焦点访谈》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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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阳光校园拒绝暴力》中有一章“教师,校园暴力代言人?”,收录了教师对学生施暴的大量案例。
  2000年10月,云南某小学教师向一名年仅10岁的男生提出四种惩罚方式,让其选择:一是让每个学生依次打一千棍子,二是他亲自打一千棍子,三是吃下1000只活苍蝇,四是吃树上的绿虫。该男生表示愿让同学打,老师就让几名男生按住其四肢,由女生施刑。男生皮开肉绽,忍受不住,哀求选择吃苍蝇。老师叫人抓来十只苍蝇,令其吃下。
  2002年5月,甘肃某中学一名初一女生因被认为故意瞪老师,被老师拳脚相加,并用教鞭抽打其头部,造成其脑震荡、脑外伤综合症及头、面、腹、臀多发软组织伤,治疗无果,一年后不幸身亡。
  2003年4月,四川某中学初三班主任当众批评某女生:“你学习不好,长得也不漂亮,连‘坐台’都没有资格。”当天中午,该女生留下遗书后,从教学楼八楼跳下自杀身亡。
  2003年10月,陕西某中学一名初二学生在监考老师宣读考试纪律时“笑了一下”,被监考老师左右开弓大扇耳光,随后老师将其带至办公室继续施暴,致其左耳鼓膜外伤性穿孔而失聪。
  2004年4月,贵州某小学六名学生未能顺利朗读课文,班主任便让其他同学脱下裤子露出屁股,强迫这三男三女去舔他们的屁股,称这是为了让他们“舔腚思过”。
  2004年8月,山西某小学一年级教师发现讲台边有一泡屎,班长未能查出是谁拉的,该老师便让全班38名学生排队挨个走到讲台前,用教鞭把屎挑起来塞进他们嘴里。
  2005年4月,四川某中学一名高一学生因迟到两分钟,被班主任要求双膝跪地,从办公室爬进教室,班主任还从班上叫来两名学生监督其爬行。
  2006年3月,广东某小学班主任因三名男女学生未做完语文作业,将他们的裤子脱下,罚他们光着屁股走回家。
  2006年3月,山西某中学一名高二学生因课间十分钟打开教室的电视收看篮球比赛,被班主任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扇了五记耳光,愤而自杀。
  ……
  “在校园暴力事件中,教师对学生的侵犯占有相当比例。教师对学生的身体伤害和语言伤害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尊严,导致受害者身心的伤残,甚至夺取了他们的生命。我们必须确定这样一个原则:所有的教师都必须无条件地尊重每一个学生,不能以‘出发点’是好的为理由,把‘教育侵略’、‘教育暴力’合理化。”简平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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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暴力对学生伤害最大的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它毁掉的不仅仅是孩子的身体,更是他们的自信,他们的形象,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整个精神世界。”丁老师对张岩说,“碰到这种事情,受害的学生一般不会向父母倾诉,亲情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用处,这时候就得靠同学之间的友情,以及老师的权威。”
  丁老师是江南某市山青中学的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山青中学位于城乡接合部,是当地公认的一所“差校”。去年评比,它在全市七十多所中学里排名倒数第三。
  丁老师在这里已经任教18年,班主任也做了十几年,用他的话来说,自己是一名“老江湖”,很多时候,仅凭直觉就能嗅探出潜在的暴力威胁。2008年1月,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节课,学生在教室里自己复习。他站在讲台上,向窗外望去,发现两名陌生女孩站在对面大楼的消防楼梯上,朝这边张望,还不时掏出手机。他觉察到异样,便提前20分钟放了学,让学生赶紧回家。果然,当天傍晚,该校的数名学生被一群校外的人持刀袭击,其中一人为了护住头部,被对方用刀砍伤胳膊,筋被切断,右手手臂和手指落下功能性障碍。之后这名学生受了刺激,死也不肯再到学校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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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这里的校园暴力很严重,不过现在已经基本绝迹。
  我们学校以前叫“山青农民中学”,1992年,我大学毕业,接到分配通知书,看到通知书上的报到地点,很吃惊。山青?山青在什么地方?我在这座城市居住了21年,从小生活在市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刚进这所中学时,这里的落后和野蛮让我震惊。“落后”是指教育基础设施破旧落伍,十足一个乡下学校;“野蛮”是指这里的管理方式很粗暴,学生和家长都很剽悍,校园暴力非常严重,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家长与老师“打”成一片。
  当时整个学校已经帮派化。初中部每个年级一幢楼,每幢楼十二三个班,五百多学生,由一个大帮派牢牢控制着,下面又分成若干小帮派,各有各的势力范围。每个帮派有“龙哥”、“龙姐”,每个班级有“老大”,还雇了打手,收取保护费。学生每星期都要上缴保护费,少则两三毛,多则两三块。
  老师不敢轻易去动这些帮派,一是因为找不到愿意协助的学生,这有点像黑帮的“缄默法则”:只要你闭嘴,组织里自然会有人替你出头,如果你胆敢检举揭发,就会被揍得半死;二是因为老师自己也被学生打怕了,那些帮派分子,虽然是初中生,很多都已经十六七岁,身强力壮,人数多,在外面又有路子,老师根本惹不起。
  想要在帮派里扬名立万,最快捷的方法是当着众人的面把老师打倒,灭掉老师的威风。我这人长得瘦小,看起来好欺负,所以刚开始经常被学生威胁。我坐在学校花园的石桌旁边吃饭,突然会过来几十个学生把我围住,他们的“老大”大摇大摆地在我面前坐下,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挑衅我,就盼着我和他们打起来。
  有一次,初二的一个混小子盯上了我,向我下战书,约我下午4点在公园门口的沙地上决斗。他派了小弟到办公室来通知我,还事先把消息散布出去,叫其他学生去围观,看看他是怎么收拾我的。放学后,我去学校的厨房拿了两把黑黝黝的菜刀,挂在自行车上,左边一把,右边一把,然后骑着车到了约定地点,把刀插在沙子里,盘腿坐下。那小子带了几十个小弟,站在马路对面,旁边站了一群看热闹的学生。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带菜刀过来,所以迟迟没动手。等了十几分钟,我把菜刀拔出来,推着车子走过去,对他说,我没时间陪你玩了,然后骑上车走了。
  这事过后,我在学生中间有了点小名气,于是校长派我去初二某班当班主任,那个班的学生大多都是帮派分子。开学第一天,我走进教室,下面喊的喊,唱的唱,根本不屌我这个新班主任。我拿了把椅子,坐在讲台上,看他们闹,等他们安静点了,我开口说:“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你们大概也听说过我,我这人有个特点:独断专横,在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也可以不听我的,这里有把椅子,我给你们五分钟时间,上来用椅子把我砸倒。谁把我砸倒了,谁今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完,我站起来,看着表。五分钟过去了,没人上来,我就开始上课。
  老师的威信要靠自己树立,不能靠别人施舍。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很多时候,不靠暴力威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镇得住学生,你才能管得了班级,学生才会信任你,把你当成靠山,这样你才有机会把那些恶分子一个个清除掉。其实那些恶分子,只要把他们的暴力武装给瓦解了,他们比普通学生还要软弱,因为除了暴力,他们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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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别人欺负的目标,好像仅仅是因为他们弱小而无力反抗。就算不想屈服,他们的内心最终还是会被恐怖和绝望压倒。怎么帮助他们?我的做法是教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反击回去。比如有学生被扇了一记耳光,我会让被打的学生第二天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再扇回去。虽然这种做法未必入那些远离教育第一线的教育家们的法眼,但效果不错,既挽救了受害者的尊严,又让施暴者切身体会到了受辱的感觉,尤其是让那些跃跃欲试的施暴者感到了震慑。
  对于暴力分子,口头批评教育的成本很低,他们根本不会当回事儿,有的甚至在打完人后,主动写好检查书,交给老师。他们把写检查当成了打人的一个环节,认为履行完这个环节,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面对校园暴力,很多时候你只能以暴制暴,没有威慑力量作为后盾的教育只能是自取其辱。我带过一个班,有个学生是年级帮派的三号人物,从初一到初二,单单耳光我就打了他不下两三百次,有时候放了学把他单独叫到办公室,等人走得差不多了,门一关,修理一顿。以前,我们学校几乎每个老师都有“武器”,最常用的是藤条,把校园里的棕榈树的大叶子折下来,剪掉两边的叶子,留下中间那根茎。那玩意儿打手心很疼,对付行为不端的学生,按“罪行”的轻重程度,少的打十来下,多的打一百下。
  每年暑假,我会把入学新生审查一遍,看他们的档案,查他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以前的班主任是谁,打听他们过去的表现。一般来说,每个班总能挑出一两个有可能成长为“老大”的暴力分子。锁定目标后,我就在开学前半个月,每天到他家里坐上几个小时,把自己以前处罚学生的那些手段讲给他听,对他施压,让他知道我的狠,知道我是个无法无天的王八蛋老师,让他彻底放弃到新班级作威作福的打算。这样,一个潜在的“老大”就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中。
  在暴力泛滥的学校里,治班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让那些暴力分子知道,在我的一亩三分田里,你依靠暴力所能得到的永远只是仙人球,而不是苹果。校园应该是绝大多数好人的天下,不解决这些家伙,就是对全体老师和学生的犯罪。
  校园暴力,外人看到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你知道现在一些地方的校园暴力已经恶性膨胀到了什么地步,就会理解我的做法。那些“好”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从来没有见过小团伙欺男霸女,从来没有见过学生和家长殴打老师,从来没有见过老师在暴力和准暴力面前的可怜相,当然也就无法理解粉碎校园暴力潜规则后的老师和学生有多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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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分子的管理成本很高。管理一个普通行规差生的工作量相当于管理一个班级,如果行规差生的数量超过了一个正常班级可以承受的限度,为了让班级能够维持下去,班主任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做法,把这些危险分子赶走,赶到社会上去,让他们的小团伙自生自灭。
  那些动辄对老师拳脚相加的家长永远不会想到,他们眼中的这些卑贱的老师是保护他们孩子的最后一道防线。很多辍学的学生一出校门就大爆炸,从教以来我至少见过上百个这样的例子。几年前,我们有个女教师被学生打了,学生反说是她先动手,自己是正当防卫。那兔崽子人高马大,我们的女教师又瘦又小。离开学校后,那小子加入了社会上的帮派,有一次和其他小混混开了两辆卡车,去别人的地盘上砸场子,结果被人一刀砍死了。
  辍学的学生,家长百分之百是管不住的,这些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在失控状态下,很容易成为各种暴力事件的施暴者和受害者。如果他们还在学校,在老师的监控下,哪怕再怎么折腾,发生恶性事件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因为在学生看来,老师的追究是一种比警察还严厉的威慑,这种威慑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后的挽救。
  我不相信什么“浪子回头”,至少我从没见过哪个混小子弃恶从善的,一个都没有。这么多年来,我带的学生,只有少数人进了高中,其他大部分都去了职校或技校,那些地方更乱。
  学校的教育意义在哪里?我不知道。学校没有能力把坏学生教好,也没有能力把好学生教坏。学生的世界是一个隐秘的另类空间,它有自己的一套潜规则。作为班主任,我的首要职责是保护校园的安全,让想学习的学生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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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那么你们为什么就直接把孩子送过来,而且是允许和同意这种要强制治疗四个多月的这种方式呢?
  盟友家长A:让孩子逼得我们确实是走投无路,就是痛苦着,就是没办法。我说孩子,你小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盟友家长B:当时在我们的心里感觉就是,有这个孩子不如没有这个孩子,我们连死的心都有,真的就是想死了,死了就是一种解脱,当时我们想了这里可能有打手。
  记者:就算有暴力存在,你可以接受?
  盟友家长B:接受。
  ——“网瘾之戒”,2009年8月15日,CCTV-1《新闻调查》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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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了这么多暴力分子,我觉得他们的家长大多可以归为两类:要么过于溺爱,不懂得管教孩子,要么自己的品行就有问题。有一年中考前,班上两个学生发生口角,其中一个把另一个给打了。中考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被打的那个孩子的家长带了十几个人,拿着西瓜刀守在校门口,要找对方算账。身为班主任,我只好硬着头皮出去跟这个家长谈。好在对方接受了我的调停,消解了一场血光之灾。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家长有黑社会背景,以前根本没看出来,每次来开家长会,他都很有礼貌,对老师也很客气。
  那些底层家庭的家长,就算是混黑道的,很多也还保留着“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最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家长,根本不把你老师放在眼里。几年前,我们学校处理过一起打架事件。班上有个小王八蛋想当老大,挑上了某个身材高大的学生,以为把他放倒,就能让其他人服帖,而且对方是农民工的孩子,这小王八蛋觉得打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没想到,对方拼死反抗,反而把他给打趴下了。他老爸是警察,哪受得了这个,要求对方家里赔礼道歉,还要赔偿医药费。那个班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个新来的年轻人,他认为农民工的孩子是正当防卫,就拒绝了警察爸爸的要求。警察大怒,开来两辆警车,带了几个警察,冲到校长室,掀桌子,砸凳子。校长没办法,只好请这些人到对面饭店吃了顿饭,向他们赔礼道歉,然后把那个“不懂事”的年轻班主任给换了。
  一个坏学生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坏家长,甚至六个坏家长,想要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基本是死路一条。现在的老师不敢再动学生一根汗毛,反过来,学生和家长倒是可以随意侮辱老师。老师如果说错了话或是哪怕声音大一点,家长就会跑到学校来闹,或是告到教育局,要求处理老师,或是起诉老师,要求道歉赔偿,有的甚至直接对老师饱以老拳。
  换了我,要是有哪个家长或学生向我或者我的同事举起屠刀,我绝不会坐以待毙,不会到那个时候还相信“思想教育”。有个女同事对我说,面对武力,就算打不过,也要用牙齿咬他一口,让他鲜血满地,让他知道人民教师也不是好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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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浙江省温州市灵昆镇中学初二学生小华因为上课调皮,和同学说话,被校长黄玉生打了一个耳光。随后,小华的父亲郑缘波与黄玉生发生争吵,校长否认打人。暴怒之下,郑缘波将黄玉生杀害。
  2006年5月,因为学生刘远经常旷课,不好好学习,班主任胡老师给他的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接到电话后,劈头盖脸将刘远暴打一顿。受到伤害的刘远认为胡老师在“告状”,便在当晚来到班主任宿舍,试图杀害老师,未遂。
  2007年4月,陕西省优秀教师、周五南街小学三年级语文老师邱淑娥,在家门口被一名学生的父亲及四名凶徒暴打,原因是她将未完成作业的学生张某“教育”了一顿。次日凌晨,47岁的邱淑娥因颅内血肿死亡。
  2007年6月,湖北省安陆一中高二(4)班化学教师兼班主任王小平发现一名学生上课时看小说,便将小说没收。次日晚,该学生找到王老师家里,将其毁容并杀害。
  2008年6月,被网民戏称为“杨不管”的安徽省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学老师杨经贵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半年前,该校一名学生用菜刀砍断了班主任的四根手指,原因是该学生上学经常迟到,班主任让其家长来说明原因。
  2008年9月,四川省攀枝花市新华中学初三(1)班班主任李虹蓉与学生王超发生冲突。一个半月后,她被迫向该学生及其亲戚敬酒下跪。随后,她被诊断患上了急性应激障碍,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她的丈夫称,该学生的一名亲戚说自己在修建成都市政府大楼时认识很多高官,另一名亲戚用威胁的口吻说自己曾经坐过牢。
  2009年9月,辽宁省大连市77中初三(4)班的李丰被班主任刘丽“打了20多个耳光”,之后又遭到班上的“刺儿头”袁某找来的十几人的殴打。李丰被诊断患上了急性精神障碍和应急性精神障碍。一个多月后,在校方与家长的一次冲突中,李丰的父亲手持菜刀对一名老师的头上连砍数刀,随后在住家附近的山坡上,用一根蓝色尼龙绳自缢身亡。
  2010年第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对发生在大连77中的这起悲剧做了报道,内容大多取自李家的陈述。在“大连77中”的贴吧上,该校学生的很多帖子却一边倒地支持老师,称记者“歪曲事实”。在一条回帖中,有人叹道:“老师和学生?究竟哪个才是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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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大家都把仇恨的矛头对准我们这些人民教师?我觉得一是因为老百姓对教育满腹怨言,而老师是他们唯一有能力打得到的;二是因为老师的社会地位低,没有话语权,打了也白打。
  暴力、贪婪、好色、无知……这些年来,人民教师的形象已经被彻底妖魔化。明明是国家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受害者,却被认为是中饱私囊的贪污者;明明是在靠业余劳动补贴微薄的收入,却被认为是在投机钻营大发横财。很多人眼里,我们这些老师就是靠几本烂教材骗吃骗喝的人渣。
  两年前,海南出了个向学生下跪的中学校长。有人佩服他“是为学生才这样做的”,有人觉得“他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败坏了整个地区老师们的声誉”。我很同意后一种看法,这个糊涂的校长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整个中国基础教育的底层教育工作者。这些底层教师,在各种压力面前,不允许有自我,不允许有人格,不允许有权利,不允许有反抗,不允许有思考,不允许有幻想,只允许软弱、怯懦、屈服、投降、等待、自残、祈祷。
  “爱”、“奉献”、“蜡烛”、“人梯”、“黄牛”……我不否认这些宣传用语的价值,但长期、反复、片面地讲,月月讲天天讲,逐渐扭曲了原本的意思,造就了一批丧失独立人格的人民教师。也许这样的宣传,有利于底层教师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榨取,有利于整个国家教育成本实现最小化,但从长远来看,是对教育事业的破坏。
  老师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人格是站立着的,才能培养出精神独立的学生。都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又有谁来抚慰我们的灵魂?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底层人民教师灵魂深处的痼疾?这是垮掉的一个群体,这是急需精神疗治的一个群体。那些脱离教育第一线的教育家嘴上会认为我是在放屁,可心里一定无比认同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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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暴力和玩游戏有关?纯属胡说八道。我带过的男学生,几乎个个玩游戏,也经常在网吧包夜,谁要说自己不会玩游戏,肯定会被其他同学嘲笑。我从没见过哪个学生因为玩游戏而变得越来越暴力。
  校园暴力的最大帮凶,是我们这个混账的教育体制,尤其是“重点”和“非重点”这种混帐透顶的二元化教育模式。当年集大量人力物力搞出来的重点学校,如今已经成为一批特殊的堡垒。有钱有门路的家长托人情找关系,拿出高额的择校费,挤破脑袋也要把他们的孩子送进这些堡垒。择校在今天已经演变成了学生家庭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的一场血拼。
  明知教育不公平是个大祸害,为什么迟迟无法解决?四年前,徐州市委书记徐鸣说过一段大实话:“有的县区领导觉得,反正经费也不足,不如办好一两个学校,做成个形象工程,一来可以供上级参观,二来一些头头脑脑的子女也能上个好学校。”这就是教育寻租,那些掌控重点学校的人,利用他们手头的稀缺资源,同社会上的有权有势者进行利益互换和共享。这些人共同形成了一个教育既得利益集团。
  这几年,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公办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我们这些城乡接合部的学校被进一步边缘化。开学第一天,那些“名校”的门口豪车扎堆,交通堵塞,而我们学校门口却是空空荡荡。涌入城市的大批外地农民工,他们的子女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样的边缘薄弱学校吸收消化的。我们现在的生源,一半以上是农民工子女,还有一部分是被城市淘汰出来的底层。
  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加剧了校园暴力的危害。对待行规差生,最好的方法是“分”而管之,“分”而教之,“分”而化之,“分”而融之,把他们淹没在普通学生的汪洋大海中同化掉。可现行教育制度的特点却是让“差生”由某些学校承包,向某些班级集中,向某些学校集中,大大小小的“差生集中营”与“贵族学校”形成鲜明对比。集中的后果是腐烂部位不断扩大,“学无榜样,赶无先进”还是小事,最可怕的是,由于“优质”生源的稀缺,导致了对“恶”的制衡力量的缺失。暴力分子成团成堆成伙,最后成患成灾成难。
  这样的班级和学校很容易成为各种邪恶发酵的温床,在一个“恶”不断膨胀的环境里,你让班主任怎么做?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因为他不是在和学生斗争,而是在和这个失去平衡的生态环境斗争,怎么可能取胜?一味逞强反而可能出纰漏,一腔热血换来一堆臭狗屎的事儿,我见得多了,也无怪乎很多老师会选择难得糊涂,明哲保身。
  所以,在班主任这个行当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适可而止”。什么意思?就是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不要过度追究,过度追究往往会被你追出大炸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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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实说,平时的教学完不成进度。收来的学生是全市最低档的,基础差,底子薄,家庭教育条件差(家长忙于活命的营生或是自暴自弃瞎混的主),没人知道。‘出口’的时候,和其他学校是同样的评价标准,用同样的中考试卷。有关部门还妄言: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真苦啊!历经千万辛苦,我们要点时间又怎么了?
  “我们凭自己的良心,为这座城市的下只角、为这个区的下只角的人民今后有可能翻身做出了一切的努力。我们一样从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和那些在所谓名校的同学比,仅仅是当年教育局分配的时候,拍脑袋决策的那些人随意的一点一划,或是头头脑脑塞了纸条,于是形成了命运差别。他们的学养和能力甚至都不如我们,但他们能轻松取得好的教学业绩,进而实现专业上的飞跃,位忝带头人、能手、新秀之列,享受精神上的荣光和物质上的富足。……
  “我们2001年工作的教师,现在每月实得工资1100元,地方名义下的各种补贴970元,学校内管改浮动部分350,加30元师德奖,月收入约2500元。补贴奖金只有发10个月的,加上少得可怜的过节费,全年计3万元。我们中学青年教师40多人,大多在教学一线,能守得主这份贫苦和寂寞,我为我们自己喝彩!
  “可以告诉家长,我们星期六本可以从容安排,或相夫教子,或补充睡眠,或做点家教,补贴生活。但我们却甘愿拿25元一节课的报酬去为一个班级上课,早的7点就要到校作准备,完了再把作业试卷带回家去批改,星期一抽自修时间去订正讲评。有的老师为了上这一节课路上来回要走两个小时。值不值?这就是教师的良心!”
  ——“对部分家长关于周六补课质疑的答复”,2009年5月7日,与山青中学情况相似的当地另一所“边缘薄弱学校”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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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丁老师所在城市的教育部门选择当地的三所中学,开设了“初技班”,即“职高预备班”。初二升初三时,老师将他们认为已经“无可救药”的学生“劝说”到这些“初技班”去。初中毕业时,市教育局为这些学生统一出卷,降低考卷难度,确保他们顺利毕业,直接升入职高班,学习烹饪、服装、驾驶、文秘、摄影、计算机等专业。
  “初技+职高”模式实施六年后,该市有关部门对这一“深受学生、家长、学校、社会欢迎的、并取得较好成效”的办学模式进行了调研,报告称:
  “‘初技+职高’的特殊教育模式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产物。在初中教育过程中,学生不断分化,好的学生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而差的学生下滑的速度也加快了。所谓的差生有两类,一类是单差生,这些学生智力上有一定障碍,他们接受能力差,学习跟不上,他们是教室里的‘陪读生’,家长着急,学生痛苦,对于这些学生来讲,需要一个因材施教的学习环境;另一类是双差生,这些学生不仅学习差,而且行为习惯差,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差生的行为和学业情况影响了学校的学风和学习氛围,影响了学校的升学率和与周边城市的竞争力,有些差生被送进了工读学校,但工读学校办学成本高、学额有限,大部分学生无法入学。另一方面,学生、家长、社会都对工读学校有偏见,家长又不愿意送子女到工读学校学习,而且工读学校只招男生,无法解决女学生入学。为解决这一难题,市教育局1999年开创了‘初技+职高’的特殊教育模式。”
  报告还称,按5%的保守统计,该市每届初中毕业生中的“差生”在800人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此,实施“初技+职高”的办学模式“对保持学校良好学习氛围、巩固我市初中升学率、减少青少年犯罪率、提高市民素质和劳动者技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初技班”的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这些被定性为“差生”的初三学生,尚未结束九年义务教育,就被强行“保送”到中专、职校,或是其它类似性质的学校和班级,这种分流“差生”的做法,不仅有悖义务教育的方针,有悖教育公平的原则,而且会让“差生”变得更差,开设“初技班”的这几所学校,之所以校风恶劣,社会不良势力侵袭严重,与这种特殊的办学模式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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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行规差生,你得去职校和技校打听。”周老师对张岩说。很多骇人听闻的校园暴力事件的当事人,都是职校或技校的学生。
  中专、职校和技校,这三类学校的学生被统称为“三校生”。由于入学门槛低,加之管理者急功近利的心态,很多中等职业学校成了名副其实的“差生收容所”,问题学生扎堆。这些学生往往家长不疼、老师不爱,在他们身上更容易发生各类暴力事件。上海某职校曾对该校的600多名学生进行过调查,17.78%的学生认为“打架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10.5%的学生认为“条件允许,能逃的课都逃”,10.76%的学生认为“为了得到希望的东西,宁愿触犯法律”。很多新生在入学后的第一个月,就会依靠暴力确立他们的地位。
  “这些孩子如果不上学,你让他们去干什么?职校不接纳他们,他们就会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危害更大。”周老师说。她赞成铁腕治班,“上课睡觉,抄别人的作业,考试作弊,这些都没关系,只要你不惹事”。不管学生能不能在这里学到东西,学校至少得保证他们平平安安度过这两三年。
  五十多岁的周老师在公办中学当了二十多年教师,之后又在职校任教11年,五年前退休。从公办中学转到职校去以后,她的工作内容由教学转为管理,最忙的时候,同时要担任28个班级的班主任,每天为处理各种事务工作而焦头烂额。对职校而言,效益是第一位的,教学是第二位的。“只要能招到生,有什么班就开什么班。没教室就找其它学校租个教室,没老师就从外面拉个懂的人当老师。”这所职校的任课老师,很多都是临时外聘的兼职人员。
  在当地一所应用了“初技+职高”模式的中学的贴吧上,张岩看到2009年6月从该校毕业的一名中专生发的帖子:“毕业以后学校派去了一家大型超市工作,干的都是体力活,跟搬运工差不多。做了一个多月,人员调动不要我做了,然后就一直在家呆到现在。今天在家有点呆不下去了,想找个工作锻炼锻炼,就去了另一家超市,居然对我说只招收大专生。连个超市员工都不要中专生,中专生还有立足之地吗?”
  2009年,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必须以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圆满地完成今年中等职业教育860万人的招生任务,要把完成这一任务当成今年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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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抬起右手,右手食指上有一道两厘米长的伤疤,这是四年前,在他就读的那所职校被同学用电工刀砍伤的。这所职校是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高中之一,小军说,打架在那儿是家常便饭,抢个球场,抢个女朋友,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白天还有老师看着,晚上回到宿舍,门一关,打得更狠。两人单挑,其他人只能旁观,不许帮忙,否则会演变成群殴。
  这所职校开设了烹饪、宾馆服务、汽修、电子、计算机等专业,其中烹饪、汽修和电子的学生是最不好惹的,因为他们能弄到各种“武器”,菜刀、水管、钢筋、扳手、榔头……小军手上的这道伤疤就是被电工班的学生砍的。对方是个爱惹事的家伙,在别人的怂恿下,他向小军挑衅,动起手来却又落了下风。在围观学生的起哄声中,他抓起电工刀朝小军挥了过去。小军本能地用手去挡,手一凉,刀切在手指上,骨头露了出来。事后他去学校的医务室包扎,医生大概对这类事情见多了,没问什么,给他缝了五针,开了点止痛药和消炎药。
  “我们学校还算好的,附近有个技校更乱,外面的人拿了砍刀和里面的人打架。周末放假,经常会看到几辆警车停在他们学校门口。”小军说。
  2005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还提及“职业教育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
  小军就是在这一年,从农村进入了城里的这所中职学校,就读于计算机专业“就业班”。这所职校设有两种班级,一是三年制的“就业班”,学生读满两年,第三年找家单位实习;一是五年制的“升学班”,学生毕业后可以参加普通高考。
  小军的中考分数原本够上升学班,但他想着学门技术,可以早点出来工作,所以报了就业班。刚入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中考没考好,辜负了家里的期望,决心在这里好好学习,弥补以前的过失,所以每节课都用心听讲,认真做笔记。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学校教的都是些不实用的东西,周围的同学也大多是在混日子,慢慢就失去了最初的干劲。
  “第一年还学点语文、英语什么的,第二年就没什么文化课了,就是拿一堆旧电脑来让你修。”小军说,“第二年下半学期,发了本《十天学会ASP》,教了一个多月,毕业作业是做一个网页。”
  小军开玩笑地说,两年来他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上网,学会了玩魔兽。虽然学校规定很严,放学后不能离校,小周末也只能外出半天,但这些规定形同虚设。除了下雨或是查房比较严的日子,小军他们几乎每天半夜都会翻墙出去,到附近的网吧包夜玩魔兽,从晚上11点玩到早上四五点回来,白天在教室里睡觉。
  第三年,就业班的学生开始找单位实习。小军想留在这座城市,就去当地的电脑卖场和广告公司跑了跑,没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于是他回到村上,在当地的一家乡镇企业打工。刚去的时候,厂还没盖好,他就帮着挑砖、浇水泥、起房子。做了一年多,他离开了这家工厂,之后一直待业在家。
  虽然留下了一道伤疤,可小军还是很怀念在职校的那段日子,不仅仅是因为魔兽。在那里,他还认识了一个不玩游戏的好朋友。两人兴趣相投,喜欢动漫,喜欢玄幻,喜欢周星驰的片子,喜欢晚上听电台的鬼故事。操场上有人打架,他俩就坐在栏杆上观战,赌哪边会赢。无聊的时候,他俩就一起写接龙小说,你一段,我一段。小军还保留着两人合作的一篇没有名字的玄幻小说,文中有神兵利器,有凶异怪兽,有世外高人,有香艳美女,有得道奇遇,有侠魔大战……九页稿纸写得密密麻麻,黑色签字笔的笔迹是小军的,蓝色圆珠笔的笔迹是朋友的。毕业后,小军的这个好朋友也回到了农村,之后两人就失去了联系。
  小军入学那年,这所职校的升学班的人数是就业班的一倍多,很多中考不理想的学生希望通过中职升高职再升本科这条特殊的道路,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学历。第二年,两个班的人数比例颠倒了过来,升学班的大批学生被分流至就业班。这一年,教育部调整政策,为了让职校回归“为社会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的本位,用两个“5%”收紧了中职生的升学之路。这一年,全国中职教育的招生规模为750万人,其中超过500万的生源来自农村。
  小军今年21岁,在家待业的这一年多来,他每天从早到晚打魔兽。对他来说,游戏是无聊时的一种寄托。他很怀念以前同朋友一起玩3C时的那种默契感。他们还组建过一支战队,叫做“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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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近一段时间不断有关于校园暴力的新闻传入耳中,暴力行为缘何频频在校园出现?
  彭熠(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由于未成年人身心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他们的行为很明显地带有模仿性和习得性,也就是说,他们本身的一些行为很可能是通过模仿、比照学来的。之所以产生暴力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模仿性在作怪。这种模仿首先可能来源于家庭,例如父母打骂孩子、夫妻吵架等家庭暴力。长此以往,孩子们很可能会不把暴力当回事,完全出于好玩的心理而见怪不怪。
  另外,网络游戏也是造成校园暴力的重要原因。网络游戏中有很多暴力元素,其中杀人、抢劫、打斗等情景很常见。青少年由于心理并未成熟,经常受网络暴力游戏的影响,久而久之就养成习惯,并慢慢开始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行为习以为常。
  ——“校园暴力的深层原因是什么”,2009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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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扇我巴掌。”小玲躺在病床上,低声抽泣。
  “哦。”镜头外的记者应了一声。
  “踹我。”
  “踹你是吧。”
  “我没有力气讲话了。”
  记者把话筒往前伸了伸。
  “我好难过。”
  小玲是当地某中学的一名初二学生,2009年10月26日放学后,她被一群校外的人拖到学校旁边的草丛里,殴打辱骂了一个多小时,其间被扇了一百多记耳光,被逼下跪道歉,还被人用脚踩在地上。据她回忆,事情的起因是三天前,同班有个女生发短信说她坏话,她找那个女生理论,两人争吵起来。对方认为小玲骂了她,就找来校外的帮手教训了小玲一顿。
  “没有想到,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暴力也上演了。”女主持人对着镜头说道。三天前,上海的“熊姐”因一段打架视频而一夜走红,嗅觉灵敏的媒体迅速捕捉到这一热点,借着“熊姐”的人气,陆续报道了发生在各地的一些校园暴力事件。
  张岩觉得女主持人的这句话正反映了公众对校园暴力的无知。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我们的校园内外上演,被曝光的却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受害者都被遗忘在了角落里。直到有一天,某个事件因机缘巧合而浮出水面,人们感到震惊,感到不安,而这种震惊与不安,在一句“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之类的感慨后,很快又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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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初三的没动手,他们初二的倒动上手了。”芳芳开玩笑地说。她和小玲在同一所中学读书,比小玲高一年级。
  虽然从小就在这座城市长大,但芳芳只能算是“暂住”在这里,他们一家的户口仍然留在农村。
  1988年,芳芳的妈妈初中毕业后从农村来到这里打工。她在橡胶厂做过橡胶手套,在服装厂加工过服装,在玩具厂生产过玩具,后来去了一所中学的校办工厂,在那里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他也来自农村,高中毕业后复读了两年,没能考上大学,便出来打工。结婚后,两人离开校办工厂,芳芳爸在菜场摆了个摊子,卖塑料盆、塑料衣架之类的塑料制品,芳芳妈也摆了个摊,炸春卷,炸韭菜饼。
  1995年,芳芳出生后,一家人从原先那个每月70元租金的狭小空间里搬了出来,在偏远的城乡接合部租了一套虽然简陋却较为宽敞的房子,同另一户和他们一样在城里打拼的农民工家庭住在一起。这里环境脏差,治安也很乱,聚集了很多外来人口。他们住在农民自建的简易出租房中,感受不到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好处。城市,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芳芳小时候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幼儿园和小学也在附近的学校就读。芳芳数学不太好,她说这是小学时留下的后遗症。她的小学班主任是一名数学老师,芳芳很讨厌他,因为觉得他很贪。一到教师节,他就让大家送礼,然后又把学生送给他的礼物转送给其他老师。
  由于户口在农村,芳芳就读这所小学,每学期要交190元的借读费。芳芳妈也想过让她上另一所比较好的小学,一打听,借读费一次性要交近万元,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那时她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七八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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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芳芳爸找到一份洗车的工作,芳芳妈也进了一家工厂,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一家人省吃俭用,十几年下来攒了十多万的积蓄。那几年,房价一直在涨,芳芳家每个月的房租开销也跟着涨到了500多块钱。他们先后搬了几次家,也考虑过买房,可房价的高歌猛进让他们一再犹豫。
  芳芳妈想过带着这笔钱,一家三口回农村老家过安稳的日子。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姐姐,却被骂了一顿。姐姐说你有没有为芳芳着想过?你希望芳芳今后走回你们的老路吗?
  2007年,芳芳小学五年级,将要升初中。芳芳妈听说划片范围内的那所中学校风不太好,发生过学生持刀在学校里砍人的事。于是他们咬咬牙,在另一所公办中学的附近,贷款买了套60多平米的二手房。进城二十年后,他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更重要的是,芳芳今后可以划片进入那所学校了。
  小学毕业考试,芳芳的语文和英语考了96分,数学84.5分。虽然成绩不错,家也住在这所中学的划片范围以内,但受户籍限制,芳芳还是无法顺利入学,除非缴纳8000元借读费。这笔费用对于背负着十几万房贷的芳芳一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芳芳父母打点了不少关系,拿着房产证向对方解释说户口正在办理中,费尽周折才把她送进了这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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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芳今年已经初三,再过三个月就将面临中考这一关。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11点甚至凌晨一两点才睡,周末两天还得去外面补课。
  上学期期中考试,芳芳的作文得了全班第一。在那篇作文里,她写到了父母平时对自己的关心,比如晚上陪她做作业一直到很晚。“其实我写得夸张了点,有时候我爸已经睡了,我妈还没睡,她在隔壁看电视。那天回家后,我对爸妈说,我在作文里把你俩夸得天花乱坠呢。我妈说那我不看电视了,陪你做作业。我说你陪我干嘛,你又不能帮我,而且我会觉得你是在监视我。”芳芳说,“虽然她看电视我很郁闷,可她不看电视我也很郁闷。因为我自己看不到,如果他们也不看的话,我会觉得电视机闲在那儿太浪费了。”
  以前,芳芳爸每天晚上都会帮芳芳辅导数学和物理。刚教完的概念,芳芳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从头到尾解释一遍。周末,他坐在旁边帮芳芳默写,或是讲解习题。可现在,洗车很忙,芳芳爸每天晚上9点半才到家。周末,芳芳妈只要有空也会过去帮忙。芳芳独自一人在家,午饭和晚饭自己解决。有时候,芳芳也会去洗车场搭把手,去年的小年夜和大年夜那两天,洗车的人排成长队,芳芳就在那儿帮爸妈一起冲车、擦车。
  学习上如果碰到不懂的地方,芳芳现在只能自己琢磨,刚开始很不习惯,结果上学期期中考试考砸了。为了把她的成绩提上去,爸妈给她找了个补课的地方,一对一,每小时110元,一个月下来,补课费就要差不多1800元。这学期,芳芳转到了老师家去补课,每个课时50块钱,“划算多了”。
  “我爸很神奇的,有时候前一天晚上,我有不会做的题目告诉他,他也不会。可第二天早晨刚起床,他就把解题方法啪啦啪啦告诉我了。”芳芳笑着说,“他说他是在做梦的时候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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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期期末考试,芳芳考了全班第九名,老师说她很有潜力,可芳芳妈觉得还不够,经常在她耳边唠叨,给她灌输一定要考上重点高中的思想。“说是到了高中就会轻松了,我知道是在骗我,高中比初中还苦。”芳芳撅撅嘴说。
  芳芳妈希望女儿能考上当地的一所“名校”,这所学校的生源水平和高考录取率在全市名列前茅,如果能进去,芳芳的高考之路应该会顺利很多。她知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里,只有考上大学,女儿才有可能摆脱过去,走上一条和他们截然不同的道路。
  但户籍仍然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就算中考分数达标,芳芳要想继续留在这座城市读高中,还是得缴纳一笔高额的借读费。而且目标是“名校”,本地人想要挤进去都得打破脑袋,对于无权无势的芳芳一家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最麻烦的是,即便进入了本地的某所高中“借读”,三年后的高考,芳芳还是得回原籍参加。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她能否适应老家的生活?学习环境的骤变会不会对她的成绩造成影响?
  为了让芳芳能在本地参加高考,芳芳的父母从去年开始就在想办法把户口迁进来。按照这座城市的户口迁入政策,被允许在本地落户的“优秀农民工”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例如拥有60平米以上的成套商品房,拥有中专以上学历,有合法稳定的工作,缴纳法定社会保险费,符合计划生育规定……他们现在唯一缺少的,是一张中专文凭。
  为了孩子的将来,这十几年,他们努力打拼,省吃俭用。可如今面对一纸文凭,他们却一筹莫展。再去读书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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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芳家的摆设很简单,只有一些必备的家什。她的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一个衣柜、一个五斗橱、两把椅子。衣柜顶上,放着一个笨重的老式旅行箱。写字桌上,除了台灯和厚厚的一堆习题集外,还有一台旧电脑。这是一台十几年前的奔腾MMX,别人送给她的,虽然已经坏了很久,芳芳还是用一块干净的布兜在上面防尘。
  这座城市的居住成本一直在攀升。芳芳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母给她买了份婚嫁保险,再过十年,芳芳二十多岁的时候,可以领到三万块钱。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说或许很长,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去年,芳芳回到自己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参加小学同学的聚会。曾经的家、家门口的泥路、泥路旁的菜场,还有她就读过的幼儿园,都消失不见了。那里被开发成了一片风景优美的景观别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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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布,明确指出,要全面取消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借读费,并着手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表示,教育部有心去破解这个问题,但要进行系统的研究,“不是靠教育部一家单位所能够解决的”,同时还要考虑进入高校机会比较高的省市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表示:“像东莞50多万外来工子女,深圳60万外来工子女,如果这些都在当地,将来要解决入学的话,那它高中阶段的学位是严重不足的,它的公办学校学位是严重不足的,它要大量土地去建学校,我想你一所学校3000人,那是很大规模的,你60万要盖多少学校啊?要盖多少学校,要多少土地啊。”
  人大代表俞学文指出:“有些农民工孩子小学初中在北京上学,到高中,他为了应付回原籍考试,他之后回到了老家去读书。那么在这两三个学期中,父母又不能监管……只有把孩子寄托给老家,交给亲戚监管,这种孩子往往据我调查,很多孩子变坏……还有一种对社会的抱怨,对父母的抱怨,逐渐走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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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中旬,媒体接连报道了三起学生自杀事件。这三个孩子自杀时所用的工具,是他们上学时系在脖子上的红领巾和校牌挂绳。
  12月17日,13岁的六年级学生小广在深圳的家中用校牌挂绳自缢身亡。小广一家来自贵州,父母在菜地里靠帮人种植青瓜为生。小广这学期刚从老家转到深圳,在附近的一所民办学校读书。每天,父母在大棚里干活,小广放学回来后都会帮着做饭。就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小广还说心疼妈妈辛苦,放学一回家,就帮妈妈打来热水让她暖手。小广一家人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易宿舍里,唯一的大件是一台破旧的电视机。屋里的那张双层铁架床,就是小广自杀的地方。
  小广的父母说,由于刚到这里,人地生疏,再加上跟其他学生在成绩上存在差距,小广的思想压力可能比较大。一同种菜为生的其他几位贵州老乡说,小广平时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周围也没有其他同龄玩伴,这些因素可能让他更加孤独。
  2004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发表过一篇题为《北京郊县中学生自我指向性暴力行为及相关因素》的报告。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近两千名初一至高二的学生(其中农村户口的学生约占60%左右)中,近期有故意弄伤自己的自残行为的学生占10.5%,尝试过自杀的学生占1.8%,曾计划自杀的学生占9.3%,曾考虑自杀的学生占16.3%。
  报告指出,上述“四项自我指向性暴力均与被欺侮情况密切相关”。在所调查对象中,43.9%的学生自述近一个月内曾被他人欺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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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敬一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就在此刻,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玩网络游戏,在我国,网络游戏拥有超过两亿的玩家。很多人都在发问,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络游戏的内容都是健康的吗?那些不良的内容又会对青少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一份来自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在青少年犯罪中,与网络游戏直接相关的超过了60%,其中不良网络游戏的色情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和伤害尤其巨大。
  ……
  尚秀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两个女孩就因为传话,就会酿成刑事案件?后来我们去了解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这个学校高中一年级网络对他们的影响,他们班里大概一半还多一点的男孩全有老婆,女孩全有老公,他们成群结伙,都是网络游戏,都在一起,穿衣服都是黑的,喜欢的颜色也是黑的。再一个暴力,谁说什么,一块去整他。所以后来酿成这五个孩子对一个女孩进行强制猥亵的案例。
  ——“花儿的凋零:聚焦网络游戏的色情暴力”,2009年12月6日,CCTV-1《焦点访谈》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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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针对2010年1月曝出的官渡一中校园暴力事件及暴力视频一事,昆明市教育局、市公安局联合下发了《预防和打击校园暴力的通知》,提出要求;今后,凡是纠集他人结伙滋事,扰乱治安等八类学生将被送交工读学校进行为期10至15天的法制教育;同时,还要求学校各班主任要在班上发展2至3名“治安小信息员”,收集校园暴力和“拔毛”等侵财犯罪、手机网络淫秽传播、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学校周边不良青少年活动情况以及学生急需学校、公安机关援助等信息,全面掌握校园动态,而学校要将班主任收集的情况、信息上报教育部门;“不良青少年”将被送入工读学校接受法制教育。
  对于昆明加强预防和打击校园暴力的做法,很多市民和老师都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专家对其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质疑。
  云南师范大学一位姓杨的教授就表示,在同学之中发展专门的“治安小信息员”的做法欠妥。他认为,中小学校里的孩子生理心理都尚未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在校园中间上演“潜伏”大戏,发展“卧底”收集其他同学的不良信息,不仅会在年幼的同学之间造成相互猜疑,而且对充当“信息员”的同学的心理健康也十分不利。“很难想象,一个尚未成熟的孩子能在收集同伴的不良行为中健康成长!”他说,“而且,现在的孩子特别容易冲动,如果知道自己的不良行为被‘出卖’,肯定会记恨充当‘信息员’的同学,这样,反而更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昆明防治校园暴力安排学生‘卧底’引争议”,2010年3月16日,《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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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他人的痛苦,人们总能表现得既豁达又敏感,既知性又感性,既热情积极又漠不关心,仿佛轻而易举就参透了生命的意义。然而什么都不会改变。除了自己,其他所有人都不过是看客。他们的同情,他们的感动,他们的质疑,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宽容,他们的赞美,不值一提。
  下着大雨,张岩在车站等了半个多小时,公交车才缓缓驶来。满满一车,几乎全是学生。这些学生来自芳芳父母希望女儿报考的那所“名校”。度过了十个小时的禁闭生活后,他们从那座城堡逃了出来,很快,他们又将进入另一座禁闭的城堡。在这段短暂的逃亡旅途中,他们肆无忌惮地发泄着。
  张岩挤在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中间,听他们相互奚落,相互开玩笑,嘻嘻哈哈地讨论班上的趣事。有人背着沉重的书包在拥挤的车厢里挤来挤去,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有人满嘴脏话,挖苦讽刺的水平不亚于尖酸刻薄的成年人。有人自吹自擂,狂妄放肆的劲头不弱于自大虚荣的成年人。
  大人总以为孩子应该像天使一样可爱,像绵羊一样温顺。但他们不是。他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绵羊。他们的世界同大人的世界一样残酷,在那里,同样有尔虞我诈,同样有你死我活。可爱与温顺,不过是大人们虚构出来强加在孩子身上的,只是为了让大人们自己感到愉悦和安全。
  在孩子眼里,大人又是怎样的呢?粗暴?懦弱?冷漠?虚伪?世故?清高?平庸?俗气?邋遢?疲惫?……大人们醉心于做梦,做各种各样的梦,有的梦被称为“事业”,有的梦被称为“生活”,有的梦被称为“理想”,有的梦被称为“爱好”。归根结底,这些梦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罢了。大人可以逃到他们的梦里去,而孩子无处可逃,除了离开这个世界。
  “有时我觉得大人一有事就躲起来,出走,真是没用,我真的想挖他们的心出来,看看究意是什么色?说不定连屎都不如。……我爸爸包二奶,对他来说是第二次开始。我妈走了,也是第二次开始。生命没有所谓的‘第二次开始’,只不过是害人的借口罢了。我最讨厌大人一边教你,一边又害你。”《香港制造》里的中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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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最后一天,张岩站在公交车上,车厢里同往常一样挤满了学生。
  对张岩来说,一年的结束和一年的开始早已变得同其它日子没什么区别。他不会再为昨天而唏嘘,也不会再为明天而激动。
  在他身旁,两个男孩正在交谈。
  “新发的书都带了吗?”男孩拍了拍书包,问他的同伴。同伴没有回答。
  “你说我们能进决赛吗?”男孩换了个话题。仍然没有回应。
  “不知道老师干嘛要选我进去。你觉得呢?”男孩想挑起话头。同伴还是不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安慰对方,又像是安慰自己,男孩说:“别想了。过了今天,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会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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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神,伟大的神,你可以怪我想法太过无知,但我只是人。我不信人,因为人也不信我。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最多只能告诉你这就是我。
  生命像海浪一样有时高有时低,你是否告诉自己坚强渡过各种时期。我从命运的天台放眼却看不到星空,漆黑的天空压在头顶使我不得轻松。在我心中,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我不能再沉睡下去,良心仿佛在笑我。它在说:有几天几夜老妈曾经为你以泪洗面,老爸他只顾己见,希望之火只见熄灭。我接起电话是老爸憔悴的声音,虽没见面却不难想像他当时的神情。刚听完他最近失业的消息,脑海里马上浮现祖母的话,警告我一定要争气。
  我已经放弃所有哭的理由,因为我早就习惯冷漠,活在无情的现实里头。人生要如何起头?改变要如何起手?当活在泥沼中,要如何才能金盆洗手?
  ——《Life's A Struggle》,宋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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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顶后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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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次见到这个ID
我孤陋寡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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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觉得很搞笑的,让中小学生学习潘冬子杀人放火就是积极向上,看古惑仔街头斗殴就是低俗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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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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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啊

下次接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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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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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这次真长……大狗憋了好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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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知道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没什么用。
在这个社会里,咱们没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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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社会就是这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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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CrazyMoon 于 2010-4-12 22:13 发表
虽然我知道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没什么用。
在这个社会里,咱们没有话语权。
话语权?没有意义的。

接受了朝廷教育方针出来却用这些知识手段反对朝廷得人,得到了话语权也不会给群众的。

所谓民主,你不争取没人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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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登与游戏无关的?晕了
不过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用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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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晚上回家再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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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下班了再看,先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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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有些内容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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