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元伟在任期间的终极对话，此文亦刊发在今天出版的《体坛周报》上，由于报纸篇幅所限，有所删节。此处为访谈原文。身为中国篮球乃至中国体育历史上最大胆的改革家之一，李元伟为中国篮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给中国篮球留下了他的印记。今天将是李元伟先生退休之日。此文极长，关注中国篮球亦有耐心者读之，从李元伟的话语之中，可见岁月的痕迹。）



1月19日，周一，李元伟和信兰成，将完成篮管中心新一轮回的权力交接。
1月16日，周五，李元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周五下午，北京，两广路，通惠国际大厦，中国篮协，走廊深处的主任办公室。我是那天李元伟接待的最后一个客人。
靠墙的桌子上，摆着一摞摞书，码放的很整齐，准备运送回家了。书柜里的书，更多的摆设、物件还没动。办公桌上散乱的放着球迷来信，在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李元伟正在看信。
我们聊到一半，一家网站把采访电话打到李元伟的手机上，询问周一交接班的事情。李元伟简单说了两句，挂了电话说：“消息已经出去了，是吧？出去了也正常，也该知道了。”
又一会儿，中篮公司的严晓明走进来，对我说：“你真会找时间啊。”
一个半小时，5年半的时间，历历在目，每一件事、每一个标志性的时间，每一篇发言稿的大意，在60岁的李元伟心里，都犹如昨天。
访谈结束，墙上的时钟指向5点。天光渐暗，暮色低垂。李元伟站在落地窗前，中国篮球巨舰启航的李元伟时代，像夕阳一般，落下了帷幕。



1
杨毅：这些书、所有的这些摆设，都是这两天要搬回家的吧？
李元伟：对，没事儿，周六周日，两天呢，慢慢搬。

杨毅：看到这些来信，看到这些已经被收拾起来的物件，心里有没有点儿对这个位置的依依不舍？
李元伟：那倒没有。

杨毅：没有？
李元伟：因为这种（心理）准备早就做了。但是我看看球迷的信，我觉得很有意思。说实话，那个时候工作繁忙，球迷的来信我确实不能一一作答。但他们来信上表达出的真挚的篮球和对篮球的热爱，还是深深地打动我了。

杨毅：我看到了这些来信的日期，有些球迷谈论的问题，可能早就过去了。
李元伟：对，都是过去的，都是奥运会前的，来信的有小孩儿，有老人，有部队的，有农民，有褒奖的，大部分是提意见或者建议的，还有很多是骂的。就算从骂的信里，我也能看出真挚的感情，这些都非常让我感触。

杨毅：今天是您上班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心里哪种感触更多一点？是觉得下周一开始就放松了，还是有点儿不放心，还是回头一看，过去这五年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哪一种感触更多一点？
李元伟：呵……退休么……这是国家的人事制度。我相信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说，还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篮球事业要有生机和活力，方方面面都要有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管理干部，包括篮协的官员现在也年轻化了，人员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对我来讲，（为退休）做的准备时间也比较长了，按我的原意来说，奥运会结束以后，我就想逐渐淡出了。奥运会战役打完，我再回到篮管中心，是2008年8月31号……

杨毅：那个时候，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
李元伟：对，历史任务完成了，同时把各种总结也做完了，我也和每一个外教都谈了话，了解他们对中国篮球的看法。尤其是两个主教练，他们在中国工作了一个奥运周期，尤纳斯甚至超出了一个奥运周期，马赫是2005年2月来的，也接近四年，他们有很多对中国篮球的感性认识和思考，有他们的角度。

杨毅：从下周二开始，您再看中国篮球的时候，您会站在什么角度？
李元伟：周二以后……肯定就稍微超脱一点，超脱一点了，可能会更客观一些。

杨毅：从所有的体育总局运动管理中心成立以来，尤其是最受关注的大球管理中心，在所有中心主任当中，您的人气、媒体和球迷的好评度是最高的，您自己觉得这是为什么？
李元伟：呵呵，为什么……

杨毅：这个问题可能不应该您来说，但我还是想听听您自己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个中心主任，在退休的时候，大家这么不希望他走。
李元伟：前一段我看了一些报道，说我在媒体和球迷中间有比较好的口碑。这件事儿呢，我分析，第一，我是一个从院校基层单位一步一步走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我做教师的时间比较长，1976年（大学）毕业，一直到1990年，一直在教师的岗位上，然后在北体（北京体育大学）开始走上行政岗位。从院校出来的人，我想可能没有那么重的官气。第二，我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理想。你说理想主义也好，理想化也好，说书生气也好，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点。你有追求，你希望事情做得更好，那你就得付出努力。
另外，我也始终跟他们讲，今天我坐在副主任的位置也好，主任的位置也好，我不是把这个位置看作一种级别或者地位，我把它看作一种社会角色。你有这个机遇，担负这个社会角色，你就要把这个角色担负好；你要尽自己的能力，把责任尽到。所以，可能我这个人身上相对而言，各种官的习气少一些，我也比较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不管是正确的、错误的或者是过火的。而且，我很少在做事情的时候掺杂个人的私念。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先做到一个人，然后才能做好事情。



2
杨毅：您还记得当初回到篮管中心的时候是什么情景么？
李元伟：那次是2003年6月13号宣布的。那之前我在科研所，那次回来我走门都走错了，原来篮管中心在体育馆路上，那个大门是中篮公司的门，旁边的小门才是中心的门，我顺着大门就进去了，绕了半天。宣布之后，对我来讲，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把这看成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我离开篮管中心三年，在科研所，当时科研所也面临着一个关口，那是科研所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那个时期，我在那儿也是顺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潮流，启动了改革，当时一门心思都扑在科研所的事业上。篮球的事情稍微的关注一下，但毕竟不在这个地方，不谋其政。在科研所，我也是经历了压力和挑战。
当然，篮球和科技事业相比，是不同的两个领域。篮球的关注度更高。当时篮球上的情况，应该说是……

杨毅：问题不少。
李元伟：对，也是处在一个关口。

杨毅：刚回来的时候，还没经过后来那些调查，当时您对联赛的整体印象是什么？
李元伟：我当时总的印象，就是联赛基本上没有脱离前几年我还在篮管中心时候的那个状态和格局。尤其中间IMG（国际管理集团）退出以后，中篮公司进行招商和运作，困难很多。起码1999年篮球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那个很明确的目标，关于职业篮球的改革有一段话，说“要形成职业篮球和业余篮球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体系”，但我们其实并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还在延续以前的制度，联赛的商务开发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这个时候，不改革是不行的。

杨毅：从2003年回到篮管中心，您就是以一个改革家的面目出现的。在整个体育总局的体系里，这种面目的政府官员并不多见。改革家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麻烦和矛盾……
李元伟：那是肯定的。

杨毅：所以在您最开始去着手改革的时候，有没有担心改革家的身份所带来的麻烦？
李元伟：改革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然要改革，就是说你面临的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改良或者修修补补的方式去解决，只能走改革这条路。实际上我倒没想自己是不是个改革家，我刚回篮管中心的时候，徐梅（曾任《中国体育报》记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我是“温和的改革派”。其实我并没有把自己视为以一个改革家的身份进入篮管中心的。但我知道，中国篮球要想有改观，你要想让它继续前进、加快速度，不改革是不行的，没有一系列力度比较大的措施是不行的。

杨毅：所以从小汤山会议开始，就有了这一系列的措施。当时最大的障碍，是不是在思维意识上？
李元伟：我回来以后，首先是调查研究。我6月回来，到8月这两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和中心内外的人们交谈，倾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8月份带队去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9月回来就准备亚锦赛了。根据我以前的了解和交谈后作出的判断，我觉得甲A联赛必须迈出新的步伐。2000年我离开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些对未来联赛发展的设想，还有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当时我写了13条，这13条几乎在2003年都还没有付诸实践，我觉得这就是思维的差异。
在思维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现在联赛存在很多问题，那么你心目中的联赛，应该是什么样的？你朝哪个方向走？然后才是具体的方案措施。无论怎样，我当时的基本概念就是，维持现状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回到中心，我一直在讲，改革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时联赛在我的印象里，就是那么多年一直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很多国际品牌都撤出了CBA，让我们面临着困境。

杨毅：当时您55岁，您意识到自己有多长的时间去做这些工作？
李元伟：我当时就觉得时间紧迫，我知道这5年任期没有多长。我跟我的同事也说过，为什么我一上来就当机立断，在前几年对改革那么坚决，力度推动得也非常大？我知道我实际工作时间是5年，真正在联赛改革上做事情就3年，关键在前3年，后两年明摆着，奥运会迫在眉睫。前3年是我们要抓住的时间。
当然，改革一开始推动的时候也是有难度的。有很多同志就是求稳嘛，小富即安。比如，我们在2005到05赛季，推出南北分区、一周三赛，取消冠名，都是那个赛季推出来的。就有很多同志说，一周三赛，中国运动员的体质行吗？赛程那么密集，裁判员的数量也不够。举出了很多问题，都说我们可以下个赛季再推出一周三赛。我说：不行，我一定要抓住当前的时机，迅速的采取措施，往前走，时不我待。内心的紧迫感对我来说，是非常强烈的。最后实践证明，我是对的。

杨毅：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得罪了不少人吧？
李元伟：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尤其是在思维意识转变的过程里，很多人是被动的，觉得日子过得不错，改革又有风险。同时，改革肯定要有调整，权力、意识、格局，肯定改革是要得罪人的，没有平平稳稳的。我在科研所的时候就这么做过，做了很多，在科研所实行的改革力度也超过了以往，但最后我获得了90%以上的同志的赞同。当然，也有人个人利益受损，会有情绪，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最终改革达到了目的，整体上了一个新水平，大家的生活都改善了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支持你的改革。
篮球其实也是这样。在思想意识转变的这个过程里，面对这些求稳怕乱、小富即安的想法，你就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如果没有大多数人的拥护，你是很难完成推进的，这里面包括各个层面。当然，在中心这个层面，最终大多数人还是拥护改革的。只是在那个时候，旧有思维的阻力的确是相当的大。



3
杨毅：联赛和国家队的工作，一直都是篮管中心工作的两条主线。实际上，您在工作上最大的压力是否还是来自国家队？
李元伟：那当然。咱们现在还是举国体制，奥运会的压力对各个中心主任真是非常大的，篮球又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项目。

杨毅：尤其是来自尤纳斯……
李元伟：呵呵。外教执教的这几年，一波三折。注定这条路是不会平坦的，我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因为中外的文化差异、对篮球的认识、理念和看法、包括对运动员的挑选，这中间都有很大的争议，像老尤又是这种性格。可能到易小荷的《九问》，是矛盾爆发最集中的一次，实际上和外教的蜜月期是比较短的。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好，都感觉很新鲜，但时间稍微长一点，从媒体上就有争议，因为媒体也是反映方方面面的意见，肯定也有队里的运动员的反应、教练员的看法、老一拨的教练的意见，还有球迷，这是可想而知的。

杨毅：篮管中心选择和更换教练的压力，我觉得和足球差不多。足球那边就不停的换教练，为什么您能最终顶住压力，把尤纳斯和马赫留到了北京奥运会？
李元伟：最大的压力是在2006年，男女篮打得都不太好，男篮只进了前16，女篮第12。尤其是女篮，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反映非常强烈，压力巨大。后来年终总结，我讲了一段话。我说：我的压力是最大的，我既是聘请外教的始作俑者，又是实际的操作者。但我首先自己必须要明白，我聘请一个外教，这个决策到底对不对？请这个人合适不合适？我自己要拿主意。如果人云亦云，那就没法做事了，不管有多少种意见，最终要有一个人拿主意。
在这个过程中，我反反复复的在审视我的决策，我聘请外教的方向对不对？现实的情况，就是中国没有年富力强、又有国际经验的教练，能担负起这个重担。另外，我们现在对世界篮球发展的水平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我们很多中国教练外语能力也很差，有时候我们请外教来讲课，我们的教练和人家沟通不了。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跟人家在一起工作，才能弄明白。这就是我的基本判断，一把手嘛，你总得有个基本判断。我这个人就是不爱墨守陈规，好几条路都不行，总有一条路得行，你总要走出一条路来。你总要尝试，不尝试你怎么知道行不行？
在外教的争议过程中，我讲过我在莫斯科的见闻，我曾经在那里两年。前苏联是一个竞技体育非常强大的国度，俄国人也非常骄傲，但是后来俄罗斯很多队伍都请了外教，俄罗斯女排也请了意大利教练，现在甚至连美国运动员都引进了。我们还老守着我们的一亩三分地，这怎么行么？04年4月1日，我在东莞就讲过中国篮球的思想解放问题。我们固有的思想一致束缚着我们的手脚，我们老相信自己的闭门造车。中方教练也有很多长处和特点，也很聪明，但这种聪明，我认为，都在局部，达不到外教的高度。

杨毅：在争议最大的时候，有没有高层领导给您下过最后通牒？
李元伟：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坦率的讲，当时领导有换外教的意思，因为领导也要听各方面的意见。2006年世锦赛，大家都抱以很大的期望，但是当时队里有很多问题，中外方教练组合作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当时在东京，我对你说的话……你记得我说什么么？

杨毅：有我在，就有尤纳斯在。

李元伟：我说句实话，我也说给他们听了，当然这个话是有风险的。作为一个官场上要致力于做官的人，一般轻易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我在这个位置上，说过几句官场上比较忌讳的话，还有在财富论坛上的话（篮球是中国第一运动），都是犯忌讳的，都会引起不良反应。但我第一是在推介中国篮球，第二要鼓舞中国篮球人的士气，大家才能把工作做好。那句老尤的话说完，说的我没有退路了。我不是不知道上上下下的事情，但我认为我是对的，尤纳斯是需要时间的。

杨毅：奥运会之后，尤纳斯和马赫都说，他们非常感谢你。你和他们之间，是怎样的一种战斗友谊？
李元伟：实际上斗争也很多啊。因为外界的压力，上下左右的压力到我身上，我一定得……

杨毅：您也得把压力给他们。
李元伟：我总得解决问题呀。中外教练组合作的问题，既有中方教练的问题，外方教练也同样有问题。中西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总是要想办法让他们趋近，能够形成合力，这条路肯定得走。在这个过程中间，碰撞是少不了的。但我始终坚持我的观点，这两个人，第一，他们是不是高水平教练？这肯定是。第二，他们的职业精神，忠诚度，受聘于你，是不是全力以赴。第三，他们的执教方式，对球队的改造，是不是适合球队？说到底，我聘了你，我08年有戏没戏？确定这三点，中间的过程，我就要信任他们，给他们时间。
而且，我们的实力，和世界先进水平本来就已经拉开很大差距了。我们的队伍去欧洲，跟人家二队打，一输都输很多。在这个过程里，你不输球现实么？可能么？所以当时我说过，还得多输，现在就是输的还不够。

杨毅：最后北京奥运，男进前八女进前四，感觉是不是特别扬眉吐气？
李元伟：那是。男篮打完德国，女篮再赢了捷克之后，我心里就踏实了。女篮像西班牙、捷克这种对手，我们在大赛里基本没赢过人家。但你再看看现在我们的人员构成，我们确实挖掘出了所有的潜力。苗立杰是得分王，陈楠是得分第五，都榜上有名。



4
杨毅：这几年中国篮球最重要的这几名运动员，王治郅，是您接回来的；姚明对您也非常尊重，而且这种情感已经超越了一个运动员和中心大领导之间的概念，惺惺相惜。包括苗立杰，也一再说非常感谢您。这些运动员，您是怎么和他们接触的？
李元伟：其实我私下里和他们接触并不多。姚明对整个篮球事业的推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他在NBA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姚明的为人。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姚明？姚明这种责任心，他的职业精神，他的付出，他的所思所想和追求，确实超出了一般运动员。他责任感非常大，为什么他能成为领袖人物？他的能力，他的技战术水平还在其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责任。
我和姚明接触的次数并不多，但我理解他。很多事情上，我也在设身处地的替姚明想，不单纯为了国家任务、个人政绩，就去过多的要求他，他已经非常努力了，这几年一年一个大伤。但你看姚明在受伤之后为国家做贡献的愿望，对自己严格的要求，训练的艰苦程度，大家都有目共睹。2006年，我在休斯敦和姚明见面，当时我就说：“今年世锦赛是大赛，你好好打，亚运会我不要求你回来。”本来亚运会是12月，要求姚明回来现实么？且不说火箭老板什么想法，作为姚明来说，让他中断NBA比赛回来，这合适么？姚明已经全心全意为中国篮球做贡献了，你再过多的要求，我认为就不合适了。但当时世锦赛打完，压力很大，如果亚运会再有个闪失，结果就不堪设想了。当时很多人对我讲，这种情况一定要让姚明回来，哪怕就是半决赛决赛。我说：“不行，我们做人就得言之有信。我就不相信靠现有的球员，有大郅，有阿联，就拿不了冠军？即便有风险，我也愿意承担。”
所以，无论是对待姚明、大郅还是苗立杰，我都能设身处地的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想可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彼此的信任。

杨毅：姚明对我说，在奥运会之后，你们一起吃饭，您对他说，再给我10年，中国篮球就真的不一样了。是么？
李元伟：哈哈哈哈。不说了，不说了。当然，现在的时间，是短了一些。

杨毅：如果给这过去的5年加一个注释，给中国篮球的李元伟时代加一个注释，那应该是什么？
李元伟：李元伟时代……有人这么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话，我认为短了一点。5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太短了。而且现在采取的改革措施，我认为对它的评价还要看，我不能说我都是对的，这还要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期里去看，让历史去做评判。

杨毅：退休了，会习惯么？
李元伟：我想没什么不习惯的，退休了，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杨毅：比如呢？
李元伟：哈哈哈，比如……



中国篮球的李元伟时代

2003年6月       李元伟上任。面对的局面是CBA联赛连续两年、每年1500万元亏损，2003至              04赛季联赛冠名仅1500万元。
2003年9月3日   成立“篮球职业化运作调研组”
2004年1月15日  发出竞标函，聘请专业咨询公司，研究制定改革计划，历时半年，提出“北极星计划”的框架。
2004年3月30日  成立CBA商务开发组。
2004年4月28日  召开招商会议，宣布取消升降级，取消冠名，南北分区，一周三赛。
2004年         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CBA与我共成长”计划。
2004年         与安踏签约，安踏成为CBA运动装备独家赞助商。
2004年         与戴梦得合作，首次为冠军球队打造冠军至尊鼎和至尊钻戒。
2005年         为刘玉栋打造CBA10年钻戒。
2005年         CBA联赛新标识“篮球的面孔”诞生。
2005年         联赛正式更名CBA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2005年         小汤山峰会成立联赛委员会。
2005年         盈方成为首个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独家商务推广机构，每年为CBA提供至少650万美元。
2006年         在财富论坛上提出：篮球是中国第一运动。
2006年         CBA建立联赛准入制并实施准入制职业手册。
2007年         中国篮球博物馆正式启动。
2008年         芝加哥论坛，提出深化改革，新阶段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形式的CBA联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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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好领导 ，我喜欢

当然硬要尤纳斯这个闷骚的老头子 确实是正确的

李元伟是个实干派,CBA在很多方面都有进步.

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和前任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不过接下来,恐怕又是一个黑暗年代了~

2006年         在财富论坛上提出：篮球是中国第一运动。

请继任者继续打压中国足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