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找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心想，是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也许，我说话管点用，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检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觉得特委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说他没让我去。

　　体委的批评很严厉：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要钱！后来，我只得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面也没再追究。

　　但这事的阴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我不愿意顺着别人说话，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没这个“修养”，心太软，老同情人。所以，1987年4月我离开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干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要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赶不了也得干，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央视：万岁用在女排身上最合适 郎圣母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