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官方价值观跟我们已接受的价值观之间有冲突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著名导演贾樟柯演讲。

主持人：下面请出下位演讲嘉宾，著名导演贾樟柯。

贾樟柯：大家好，今天是《经济观察报》的年会，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电影业经济的情况。差不多十年前，有一次我跟一个做服装生意的朋友谈这个产业，这个朋友问我电影业一年有多少产值，我大概计了一个数字，大概是5亿或者8亿，我报出这个数字，那个朋友非常震撼，为什么？不是震撼于多，而是震撼于少，他说你们整个电影也一年产值还不如我一个服装公司多。那时候的确是电影业，处在很原始的阶段。

但十年以后，到2009年，差不多整个中国电影有60亿产值，特别是一到贺岁档，各种各样的电影就拥堵到一起，都想争夺这个档期，非常热闹，占据了大部分报纸、电视，非常关心这几部贺岁片的业绩。同时这些电影里有王先生谈到的《三枪》。我们发现今年整个贺岁档的营销策略特别奇特，有一点，我的特点非常贱，制作水平之低，甚至虚实漏洞百出没有关系，观众会接受，喜欢这样的电影。的确是，这十几年电影观众对电影要求逐渐下降到减压、搞笑，如果电影提供这样的娱乐，就会受到热烈的追捧，创造很好的产值。

另一方面在《三枪》里有新的营销手段，一边营销电影，一边谩骂知识分子、经营文化。这里就是说你会感觉中国整个电影一方面是产值巨大的提高，一方面出现了很多所谓硬道理，就是票房。在这之外，一个电影不应该有思想，一个电影不应该有担当，它只是娱乐，中国电影最缺这样的电影。但问题是这样吗？《阿凡达》也到了，即使是在好莱坞这样的流行文化生产的工具，他们生产的电影里都会有他们的价值观，都会有清晰的哲学。通过通俗的方法，通过一个甚至连初中生都可以分享的一种方法来传播出来，那么即使在好莱坞电影里，也是有思想诉求和哲学诉求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电影的要求其实已经是降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问题的悖论就是与此同时有一个声音说，中国的文化或者中国的电影要走出去，这些年国内很多机构每年花很多钱帮助中国电影走出去，问题是输出中国的文化，输出中国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清晰的价值观，这值得怀疑。所谓中国文化目前输出的工作，其实是伪命题，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一个工作，就是明确和梳理全体公民都可以认同的价值观，而且是不是埋藏在我们的心里，这可能是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的一种悲情。我记得我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第二天，我应该是在从香港到台湾的飞机上，联合报正版登了就职演说词，我在航程的阅读过程里，可以说读的热泪盈眶。

我感动并不是他讲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里无非是最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环境，怎么去改善弱者的处境。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公共价值，问题是在他的就职的时候，他可以大声讲出来，可以清晰的表述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但在我们的环境里，我们透过文学、艺术，我们目前所受到的阻碍，也就是说官方所模糊的价值观跟我们都已经接受的价值观之间的一种冲突，让我们的文化非常的奇怪，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所以配合到一起，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的经济体这些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发展速度越快越成为形象模糊的庞然大物，于是很多东西来了，对中国的恐惧，对中国的不理解，这背后就是我们跟文化工作有很大的关联。我们一直没有能力梳理清楚一个清晰的价值观，通过文化、思想、写作、电影传播出去，没有办法表述中国的表情。目前唯一的表情就是不清晰，不能清晰的感受我们内心世界的表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做的并不是怎么输出文化、输出艺术，而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形成一种共识，理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或者这个价值观并不一定是我们需要发明的，而是需要我们清晰的接受它，其实它都是一些通俗的东西，并不是高高在上很难接触、理解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文化的输出背后就有一个问题，这些文化由谁输出的，或者我们梳理价值观的时候，去理清楚公共原则的时候由谁承担责任，我们都是从80年代过来的，我们都明白从80年代末开始，逐渐的去经营化、诋毁经营，逐渐让思考思想化，这个过程中，当然过去经营文化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拥有知识像拥有财富一样容易炫耀，或者可能跟现实脱离的部分。

但问题是到了当代，我们这么多咨询、信息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涌到社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知识阶层，经过严格、系统的知识训练，面对这些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事情，面对它的纷繁复杂，可以用它的系统，比如对电影行业要判断一部电影，那就要系统关上和梳理电影的发展，你可能一个新的电影出现的时候，才可能对它有一个评判。所以如果我们缺少或者我们一直压抑知识阶层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由谁负担思想的工作，由谁负担输出的工作呢？这就是问题。问题的所在还在于经营本身和民众是不脱离的啊，知识阶层本身是大众一部分，如果人为的将知识阶层和大众剥开来，变成面部不清的阶层，那我认为是离间记，那社会所发生的情况，需要发出的声音很难有一个管道抒发出来，最后就变成大众的狂欢。

我也是从县城长大的，我也是从文化资源非常稀缺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我最容易看到的除了电视之外就是香港录像，就是武打片，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化产品，但问题是那时候还有一些阅读。我记得我在80年代中，应该刚上初中不久，我读了一本小说路遥的《人生》，还还可能看爱情故事，看完之后你发现里面在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户口的问题，户籍的问题，在我的身边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因为虽然我是县城的，是市民户，吃公民印(音译)的。

初中有很多学生都是借读来的，他们拼命学习，想考上一个好学校，就可以变成市民。读完小说之后我就明白了户籍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们生来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是市民他就不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少年，通过阅读、严肃的文化，一下打开了我的思路，给我一点点反叛精神。这个角度一直讲民众不需要思想、不需要严肃的文化，这是一个误读，我相信如果中国再出发，我们要重新重视知识阶层，不要把它作为我们的生活里不能出现的群体，谢谢。

主持人：贾樟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他今天又为我们放电影了，我看到了两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中国形象的描述叫做面部模糊的庞然大物。第二个镜头是对中国知识阶层的描述叫做面部狰狞。把这两个镜头按照蒙太奇的方法剪辑一下得出来的好象就是中国电影。

贾樟柯：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作品。

主持人：您觉得中国电影将来要走向世界，中国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贾樟柯：我觉得最起码对创造者来说我们不能说把观众想象成只是低级趣味的人，满足最简单的愉悦的需求。因为我觉得自身创造者对这个社会的发展的感受跟寻找简单的清晰的哲学观点，我觉得这个工作不能丢，既使是娱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主持人：也就是说像好莱坞大片虽然很娱乐，其实背后有核心价值观。

贾樟柯：有非常清晰的坚强坚信的价值观，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 本帖最后由 zo 于 2010-1-17 01:17 编辑 ]

王忠明：张艺谋滥用观众对他的信任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演讲。

主持人：有请第二位演讲嘉宾，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先生。

王忠明：中国再出发，在哪个时点上出发，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一个弱国，变成一个大国，大国就是中国再出发的时点，走向哪里，出发何方，就是强国。再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再出发的征途上，必须有文化的支持，中华文化的复兴。因此在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研究当中，我一直是比较乐观的，在新十年当中，我们可以做出很多的趋势判断，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么一个宏大目标将会实现跨越式的突破。

标志性的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将从今天的文化进口大国逐渐的向文化出口大国转折，从今天的教育进口大国逐渐的相较于出口大国转折。现在孔子学堂全球已经有一百多所分院，少林寺也有十多个分院，在全世界1000多所高等院校当中开设中文课，这些都是悄悄的在发生变化，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到全球经济浪潮中，这些变化是必然的。

对趋势分析，我一直是乐观、积极的，但最近看了两部电影之后时我突生很多自我疑惑，一部是《阿凡达》，另外一部是《三枪》这对我对我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很多疑惑。《阿凡达》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中国的经济界包括文化界很好的想想，我们在画里面有中国元素，有黄山美景，包括其他外国电影中，中国元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

诺亚方舟制造者，中国，中国企业、中国制造，花木兰可以转手做成动画片，赚走十多亿美金，像类似这样的，我想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像《阿凡达》导演创造心态可能是中国的艺术界、文化界短期内很难塑造的。所以我们只能有《三枪》，当然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艰辛的努力，贾樟柯导演在，我希望他的《二十四层计》(音译)，包括《花木兰》也可以看到编剧努力，这么沉着，经得起挑战，那里都有中国创造者自己的一种努力，但你看《三枪》之后你会真正觉得我们再出发的道路是非常艰巨、漫长的。

张艺谋应该很成功了，张艺谋也应该比我们有钱的多，但凭什么去拍《三枪》，如此滥用观众对他的信任，如此滥用他自己的品牌积累，如此透支中国观众对中国文化发展，中国影视发展的期望，包括信任，我觉得张艺谋应该沉思，整个文化艺术界都应该沉思。《阿凡达》导演曾经拍过泰坦尼克，十几年的成绩，他其实凭着经验完全可以去抢钱，不仅抢中国人的钱，抢全世界人的钱，完全可能。他没有抢，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中国文化如果我们的艺术创造者，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不能尽早脱离这种暴富心理、抢钱心态，不能很好回归自然，回归本真，我觉得我们的再出发很危险。

主持人：谢谢王忠明先生。现场采访一下，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刚才王先生发表了您对《三枪》的意见，基本上也算是给了他三枪。我这脑袋三枪就记住了两枪，一个叫做滥用，一个叫做透支，滥用观众对他的信用，透支了中国电影的前景。那么我想请教一下，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吗？

王忠明：因为我们都是农民。我们对财富的感觉是跟发达国家的导演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济贫，从国民经济崩溃边缘起步的，所以我们没见过大钱，所以我们在金钱面前，经不起诱惑，忘记了自己更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张艺谋真不应该这么做。

主持人：我听明白了，中国电影要想有钱得挣回大钱，真正知道钱是什么样子的，最好是美元或者英镑。

王忠明：我们还是要用好自己的资源，中国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我们要倍加珍惜，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另外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可以做二望三，做三望二，乃至于做二望一，超过日本了，可想象人均GDP，日本是我们的12倍，还早着呢，所以我们还真得把自己的脚步调准了再出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