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并不兴邦，学会与灾难共存

（《见证》第58期： http://game.163.com/special/jianzheng_58）

　　
　　身处灾区以外的人们，即便通过媒体报道，也难以充分理解现场状况的复杂程度。但“我们应该学到怎样为风险做好准备，怎样在灾难发生后降低灾难的损伤。这个责任，绝非一句‘自然灾害’就能推卸得了”（梁文道）。中国既然多难，就应该学会与灾难共存。
　　
　　

一、救灾现场

　　
如何保证你的报道既客观，又能体现媒体的态度？既不违背职业道德，又不违反做人原则？
　　“地震24小时后，我已抵达灾区。作为第一批到达的记者，我的任务是深入现场，以照片和视频的形式，向外界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接下去的遭遇，让我既感疲惫，又觉无助。
　　“记录身处重大灾难中的人们，意味着你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艰难的选择。当我看见一群年轻人抱着食物和其它商品冲出一家被废弃的超市时，是否应予以报道？如果报道，又该如何向读者描述？拍摄志愿者分发救灾物资而引起的骚乱场面时，我该把矛头指向何处？好心却无力维持秩序的志愿者，还是饥饿的灾民？这些负面报道，是否会影响外界对灾区的关注度以及救助意愿？
　　“一名妇女尖叫着，被拥挤的人群踩踏在脚下。我该怎么办？继续拍摄，还是放下摄像机，把她救出来？我选择了后者，将她送往救护站，从而错过了第一时间报道独家新闻的机会。
　　“怎样做才能既不违背职业道德，又不违反自己的做人原则？如何保证你的报道既客观，又能体现媒体应有的态度？越深入，我越觉得步履维艰。
　　“之后，我又错过了很多‘机会’。我拒绝了救援组织提出的随队拍摄的建议，因为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把镜头对准那些等待救援的灾民。在一系列‘错误’的选择后，制片方解除了与我的合作。”
　　
救灾物资堆积如山，却无法在第一时间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志愿者的救助行动陷入困境
　　“地震四天后，我带着水、食物、毯子、帐篷等救灾物资，抵达灾区。令我意外的是，这里已经有数百个志愿者组织在行动。
　　“在此之前，大家获取灾区信息的途径，仅限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对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天气状况，以及如何与他人协调行动等知识，我们缺乏准备。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救灾物资堆积如山，却无法在第一时间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上。
　　“灾民抱怨救助行动的低效无序，官方也无法为我们提供帮助。开会时，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们：不要提任何要求，因为答案只有一个字：不。他们分发救灾物资的原则是‘先到先得’，对此，我无法认同。
　　“于是我独立行动，结果遇到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困难。我没有自己的仓库和交通工具；我听不懂当地人的语言；我不知道哪些地区受灾最严重；我不知道需要救助的人群在哪里；我没有能力维持秩序，分发现场一度发生骚乱。由于饮用水严重缺乏，运来的婴儿奶粉，被母亲们以被污染的水冲后，喂食给婴儿。
　　“救助行动陷入困境，远未达到最初的预期。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是代表所有捐赠这些物资的好心人，我必须对他们负责。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吞噬了我。”
　　
　　

二、两难处境

　　
表面上，媒体、志愿者、救助团体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会产生诸多冲突
　　这两个故事，发生在一款名为《海地大地震背后》（Inside the Haitian Earthquake）的纪实游戏中。这款游戏隶属于一个大型灾难救援纪录项目，由加拿大媒体基金、贝尔新闻媒体基金、加拿大教育电视台（TVO）投资制作。
　　项目发起于2009年，制片人娜达妮·佩奎妮莎（Nadine Pequeneza）与国际红十字会达成合作意向，拍摄一部灾后救援的纪录片，通过电视、网站等媒体发布。尽管当时尚未敲定拍摄地点，但已经确定了“交互式”的制作方向，允许观众亲自扮演记录者、志愿者、幸存者，理解灾区的复杂状况。
　　就在这时，2010年1月12日，一场七级地震袭击了海地首都太子港，受灾人数逾300万，死亡人数约5万。娜达妮与摄影师尼古拉斯·约列特（Nicolas Jolliet）立即奔赴灾区，进行拍摄。约列特懂当地语言，这使得他们能够与当地人深入沟通，掌握其它媒体难以获取的宝贵资料。
　　《海地大地震背后》的所有素材，均取自他们实地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真实的画面，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经历。游戏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输赢，只有“选择”与“结果”。你的每一次选择，都会对随后的进程产生影响。
　　
游戏并未简化现实，而是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凸显出来，将人们暴露在一连串两难的选择之下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灾难救援行动的复杂与困难。很多事情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未经训练、缺乏必要资源，或是无法与当地人沟通的情况下，贸然前往灾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造成麻烦。”《海地大地震背后》互动制片人凯蒂·麦克肯娜（Katie McKenna）说。
　　《海地大地震背后》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于它并未像其它游戏那样简化现实，而是将现实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凸显出来，将人们暴露在一连串两难的选择之下。外界看来，媒体、志愿者、红十字会等机构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们之间却会产生诸多冲突。面对冲突，并无所谓的“正确”选择。
　　三段相互交错的故事脚本，出自严肃游戏设计师迈克·吉布森（Michael Gibson）之手。娜达妮与约列特向吉布森详细描述了他们在灾区的经历，他们所感受到的沮丧与惊讶、失望与希望。
　　故事框架完成后，2010年8月，为补充素材，约列特返回海地拍摄，与当地音乐人共同创作主题音乐，并邀请当地英语教师法劳妮·露易丝·雅克斯为“幸存者”这段故事配音。
　　2011年，《海地大地震背后》在官方网站上正式发布。次年，它获颁2011年度“游戏改变现实”（Games for Change）跨媒体奖项，随后被麦吉尔大学列为灾后重建高级课程的必修教材。
　　
　　

三、听谁指挥

　　
2005年美国飓风袭击事件，被作为政府应灾效率低下的例子，汶川地震救灾也暴露出同样问题
　　2005年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事件，常被作为政府应灾效率低下的例子。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在美国新奥尔良南部约一百多公里处登陆。飓风到达前，当地80%的居民已在官方指导下紧急疏散，而坚持留下来的居民则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时速233公里的飓风所到之处，地动山摇，城市陷于瘫痪，社会秩序濒临崩溃。这场灾难最终导致上千人死亡。
　　事后，美国公众和媒体对政府的应灾效率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当地政府未能清楚地通报受灾信息，也未能有效组织救灾，导致了许多本可避免的伤亡。
　　在向美国众议院卡特里娜飓风特派委员会提交的证词中，美国国内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指出，实时环境认知（situational awareness）的缺失，是导致救助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缺乏灾区的整体环境信息，救助人员难以对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及时援助，也无法跟踪救助物资的运输，无法保证这些物资被送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三年后，2008年5月，在中国汶川地震的救援行动中，也曾出现类似问题。有媒体报道，某中学的救援现场，同时有多支队伍施救，包括公安武警、消防等，因缺乏统一调度和协调，人力与设备得不到最佳配合，“听谁指挥”成为问题。
　　
灾难应对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灾情的及时反馈，到军、警、消防、医疗及民间组织的全局指挥
　　如果你玩过一款名为《紧急事件指挥官》（Incident Commander）的游戏，就会明白切尔托夫所说的“环境认知”指的是什么，面对紧急事件时，准确及时的环境认知对于快速反应极为重要。
　　《紧急事件指挥官》基于美国国家事故管理系统（NIMS）设计而成。NIMS是“9·11”事件后，美国为提高各级政府的事故预防、预备、响应、恢复和减灾能力，建立的一套突发事件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系统建成后，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提供资金给一家游戏公司，开发了这款危机事件模拟游戏，目标用户是全国各地的消防站、警察局和应急站。
　　《紧急事件指挥官》的内容包括飓风灾难事件、恐怖袭击事件、中学人质事件、化工泄漏事件等。玩家的任务是指挥救援小组，安排救援程序，调配人力及设备，调动警察和消防员等公共服务人员，保护当地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建立与外界的有效沟通，维持预算平衡。
　　传统的事故应急训练以实地演练为主，但成本较高，且难以在人群密集的地区展开，《紧急事件指挥官》为决策者和执行者提供了一个折衷的替代方案。它告诉我们，灾难应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灾情信息的高效及时的反馈，到军、警、消防、医疗及民间救难组织的一体化指挥和调度，需要全局的统筹安排。
　　
　　

四、自救互救

　　
地质与建筑信息难以获取，涉及建筑力学的物理引擎需专家支援，真实模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公司工作，突然感觉到头晕，便迅速抬头看天花板上的吊灯。看到吊灯左右摇晃的幅度达到20度，我的第一反应是地震了！”游戏制作人王世颖回忆五年前汶川大地震发生时的情形，当时她人在北京。
　　她转头望向窗外，看见街上一切如常，行人浑然不知，便放下心来。这说明震级不大，或者震中极远，没有危险，无需疏散。这一系列判断，源于她在大学时代所接受的地理学教育。
　　大学期间，王世颖提交过一篇计算机辅助教育的论文，内容是开发一款以减震救灾为主题的游戏：全3D画面，引入每座城市的真实的地质结构、地形地貌，以及建筑物的材料与结构。玩家可以下载自己所在城市的信息，下载与自己相关的建筑场景，例如家、学校、办公楼等，由服务器设定震源、震级和地震类型，由真实的物理引擎进行模拟，计算地震发生后，各建筑物被破坏的情况，再将结果传送至客户端。玩家必须在地震发生时，采取合理的应急措施，并展开进一步的自救互救。
　　这是王世颖的第一个游戏策划案，一个无需顾及预算和实现度的策划案。即便在3D技术已相当成熟的今天，这款游戏实现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地质信息和建筑物信息的获取并非公开透明，涉及建筑力学和地质学的物理引擎属于专家领域。这一切，不仅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更需要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论证方法。
　　
日本人有着强烈的灾难意识，中国虽也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应灾知识的普及却相当薄弱
　　王世颖推崇的两款结合娱乐与教育的游戏，一是《模拟城市》系列，二是《绝体绝命都市》系列。前者承载了丰富的城市地理学与规划学的知识，后者以游戏的方式直接传授人们以救灾自助的方法。
　　“从摇摇欲坠的公共汽车上救起女主角的智巧，饮用水在灾后求生中的重要性，通过收音机接受到外界信息后的惊喜，以及人工湖瞬间消失吞噬掉难民时的绝望，都没有超出我所了解的书本上的知识范围，但以3D游戏的方式表现出来，那种临场感是书本上的文字远远无法企及的。”十年前，初次接触《绝体绝命都市》时的震撼，王世颖至今难忘。
　　《绝体绝命都市》系列由日本Irem游戏公司开发，一代和三代以地震逃生为主题，二代以洪水逃生为主题。玩家必须掌握基本求生技能，注意观察环境变化，搜寻避难场所和急救物资，自救的同时，营救其他幸存者。玩家还可以在游戏中收集《防灾手册》，学习灾难发生时的各类有用信息。
　　日本的灾难意识不仅体现在游戏、电影等流行文化中，甚至连文具商也推出了求生套装，让使用者能够在地震发生后延长存活时间。长期抗震，令日本人形成了一套高效的防灾、减灾和救灾体系，从公众的日常灾害教育，到政府的灾害预报与灾害管理。
　　与日本相比，中国也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但相关应灾知识的普及，无论在普通民众中间，还是在基层政府中间，均相当薄弱。
　　
　　

结束语

　　《海地大地震背后》、《紧急事件指挥官》、《绝体绝命都市》这类严肃题材的游戏，是否有可能出现在中国？王世颖认为：
　　“策划开发一款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灾难游戏其实并不难，这类游戏本质上还是一款低自由度的3D动作冒险游戏。参考《绝体绝命都市》的模式，消减其中个人英雄主义的因素，增加更多灾难的知识，更好地借鉴影视中的临场效果。
　　“但是，这类游戏对开发人员来说却又是最难的，要以强烈的使命感去认真对待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以尊重生命的态度去尊重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种敬业精神在目前浮躁的中国游戏业，是最缺乏的。
　　“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只看重经济利益的游戏开发公司和团队，永远无法开发出真正优秀的灾难游戏。”

（本文部分内容整理自《游戏可以承受之重》，2008年6月《家用电脑与游戏》。）

“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只看重经济利益的游戏开发公司和团队，永远无法开发出真正优秀的灾难游戏。”

顶这句

关键在于钱。开发一个东西要对投资负责的。真有人肯不计回报，不加入各种意识形态来做一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得先有这么个投资人。
敬业的人多着去了，问题是人家敬的是给自己发工资的人的业，不是你一个不相干人士的梦呓。要评论别人敬业不敬业，请自己去给人发工资。

想起来机器战警2里面，一堆股东在讨论墨菲的维修，需要加入各种和谐功能:D

没钱都不想干，但是什么也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