羡尔无知野性真

一
去年圣诞节期间，我为拜访爱伦•坡的墓地而特意晃到了阴郁的城市巴尔的摩，在归程中无意间走进了低调地矗立在街角的美国视觉艺术博物馆。各式各样新奇的小玩意在空无一人的展厅中寂寞地与我对视，孤零零的看门人在我脚步声的回音中毫无顾忌地打鼾；转身离开时忽然看到墙壁上清晰地贴着熟悉的句子：他们永不长大，但他们永不停止生长（They never grow up, but they never stop growing）。这句话，取自阿瑟•克拉克的墓志铭，他于那一年三月离世。

此情此景之下，想起的并不是他的《太空漫游》系列，而是那本薄薄的小册子《童年的终结》。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带来丰厚的馈赠，人类的苦难似乎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科技发展到极限之时，人类社会的既有结构迅速瓦解，迈向超智慧的未来道路逐渐清晰。由于自身的局限而永远无法结束童年时期的外星文明试图在地球人类身上获得突破，而这一理想最终得以实现。新人类诞生了，恐慌的父母们永远不可能理解他们，因为旧人类将被锁入历史的陈旧壁橱；而那些崭新的个体是否还可将被称为人类，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外星文明有着悲壮的善意，人类没有毁灭，毁灭的只是它的童年时期。
若没有超智慧的出现，我们永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愚昧；若没有成熟的召唤，我们永不会意识到自己还是个孩子。童年与成年的概念是相互依存的，事实上，所谓“童年”，本身便是将儿童从成人世界中驱逐出去的过程。在这一话题上，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似乎与阿瑟•克拉克有着奇妙的呼应。
二

在谈到波兹曼之前，必然要先了解麦克卢汉，因为波兹曼的思考归根结底是脱胎于麦克卢汉振聋发聩的宣言：“媒介即讯息”。《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所谓“人的延伸”实际上便是麦克卢汉为“媒介”所取的别名。在他看来，媒介对人的行为和思维模式起着控制和塑造的作用，如《庄子•天地篇》中所言：“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臼不备；纯臼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波兹曼同麦克卢汉一样对“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之类的表述嗤之以鼻，对他们来说，一项技术谁来使用、如何使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自身的性质。由于“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这种影响力只与媒介本身的形式有关，而与其承载的内容无关。在电视上看新闻联播、百家讲坛抑或超女，并不影响电视这一媒体对我们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无声无息的操控。
在麦克卢汉的分类系统中，象形或会意文字是冷媒介，而拼音文字是“热烈而爆发性的媒介”。在古希腊，正是由于拼音文字易于学习和传播，才使得权力由原本紧握文字奥秘的僧侣阶级向武士阶级转移，正如神话中的卡德摩斯王种下凶龙的牙齿而长出了全副武装的战士，历史中的他将拼音字母引进希腊，从而埋下了大帝国和军事官僚阶级兴起的种子。拼音之所以能够让人脱离对部落的依赖，关键在于它使文字的形、音、义相分离，引起了“听觉经验与视觉经验的突然分裂”，从而使人由话语的魔力和部落的束缚中得以解脱。因此，只有拼音文字才可以创造“文明人”，即“成文法典面前一律平等的独立的个体”。是拼音文字引发的同质性、线性和连续性的思维方式塑造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社会组织和军事形态，甚至自来水管这种线性的设备，也是拼音文化的必然产物。
相对地，中国家族网络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密不透风，与汉字这种象形加会意文字的使用是密切相关的。接受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为何新文化运动时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一派新青年们迫不及待地希求彻底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或字母文字，乃至鲁迅先生也曾提出以德文取代中文。在他们眼中，汉字承载着五千年的糟粕，是革命的拦路虎；在麦克卢汉眼中，象形或会意文字所产生的文明不会有个体的容身之地。

三
仅靠拼音文字，并不足以诱发童年的概念。继承了麦克卢汉对媒介的洞察力，波兹曼指出，决定童年存续与否的三个重要指标是读写能力、教育和羞耻心，因此，在缺乏这三种观念的中世纪，童年是无迹可寻的。而随着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尽管在我们看来这功劳应该归于毕升），社会识字文化出现，成人的概念转变为“具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应地，儿童随之被定义为“没有阅读能力的人”。
卢梭在《爱弥尔》中说：“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书本教我们谈论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波兹曼解释说，这是因为阅读创造了成年。在这里，所谓“祸害”并不是对童年这一概念本身的存在所造成的威胁，而是对每一个儿童的威胁——阅读令他们转变为成人。事实上，由于阅读创造并加深了童年与成年的区别，它对于童年的出现和存续恰恰是不可或缺的。
无论是古登堡还是毕升，他们都未曾预料到自己手中诞生的这一奇怪器械将对人类既有生存模式带来多么迅猛而粗暴的袭击。发明家们永远无法控制自己发明的事物的能量，波兹曼将这一症候群称为“弗兰肯斯坦综合征”。新的媒介反客为主地重塑我们的意识结构以使其适应新的传播模式，于是我们不仅仅成为我们吃下的东西（we are what we eat），更成为我们制造的东西(we are what we make)。印刷机带来了文字与知识的广泛传播，诱发了“写作”这一行为和“作家”这一职业。当“谁写了什么”变得可以记录和流传，人们对自我的重视终于开始萌芽：不仅仅作家们梦想着流芳千古，读者们也由于印刷品对视觉的要求而陷入安静的、寂寞的、孤立的阅读。波兹曼总结道：“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阅读将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创造了人的个性，赋予了人类“自我”的概念；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开始变得珍贵，从而使得生命阶段的划分有了意义。印刷术的广泛流行使得天主教会势力面临崩塌，科学思想步入主流，从此，“成年”不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经过努力才可获得的地位；这一努力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教育。
绝大部分人都会承认，学习阅读的过程并不是轻松愉快的，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万分痛苦的：我们常常看到拽着父母衣袖嚎啕大哭不肯进入学校的孩子。书本学习是“反自然的”，因为它要求儿童克服自己好动的天性，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和镇定。自我控制能力原本是教育的副产品，最终却成为其目标的一部分，于是，能否克制自己的天性也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资格进入成年阶段的标准之一，这在性行为和性心理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印刷品带来了悖论：一方面它使得科学和宗教知识向普通民众敞开了大门，另一方面它却使得成人有权利和能力将孩子们排斥在神秘的“儿童不宜”之外。教育是分阶段进行的，了解超越自己年龄的、属于禁忌区域的知识，往往不会给一个孩子带来“神童”的美誉，而会引起父母的恐慌和呵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虽然石破天惊地提出儿童也具有性意识和性能力，但他的“本我——超我”理论却进一步加强了“自我控制”的重要性。
文化的产物深入人心之后往往具备了先验色彩，从而得以与生理特性联系起来；性别的分类如是，成长阶段的分类亦如是。原本不存在于人类概念中的童年，发展到二十世纪已进入生物学的范畴，此时，成年与否开始成为一个年龄问题而非知识层次问题：在美国人的逻辑中，差一天满十八岁你就不能进入R级片的放映厅，而过完生日你就可以合理合法地登录色情网站。然而就在童年发展到高峰阶段的同时，它的消逝也已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波兹曼毫不客气地指出，应该对这一新兴的、没有儿童的时代负责的人，是塞缪尔•莫尔斯——他发明的电报打破了线性的传播模式，使人类进入“同时性的世界”，从此，信息的传播失去了控制。

四

如同在《娱乐至死》中发出的警告一样，波兹曼所批判的主要着力点仍然在于电视。图像是削弱文字影响力的摧毁性力量，它不具备层次性，因而无需学习即可理解。没有什么信息可以束之高阁，儿童也可以接触到任何他们想要接触的信息。电视对观众的渴求使得它一再挖掘人类文化中的禁忌，在这一不可抵挡的潮流面前，成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杀手锏。在电视面前，读写能力不再重要，教育开始丧失意义，羞耻感被迅速稀释，成人世界的阴暗面一览无余。当媒介丧失了对秘密的保存能力，童年与成年的分界线开始遭受蚕食。
正如温德汉姆•刘易斯的系列小说《人的时代》第一卷《儿童的屠场》（The Childermass）中所表达的，媒介的迅猛变革正在谋杀人性中天真无邪的成分。与此同时，由于童年和成年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当儿童越来越不像儿童，成人也开始失去成人所应有的行为举止和思考模式。电视对信息的介绍以浅显易懂的故事和画面为载体，它放弃了连续性的思考和复杂的抽象概念阐释，更丢失了信息间的逻辑关系；它无情地忽略了事物的前因后果，只关注当下的情绪反应。刘易斯•卡罗尔笔下梦游仙境的爱丽丝认为，没有图画和对话的书是没有用处的；对她来说，电视无疑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可怕的是，对于大部分成人来说，电视也是他们的选择。
成人化的儿童加上儿童化的成人，使得这两个原本泾渭分明的概念以从未有过的亲密拥抱在一起。当下对流行文化的调查往往发现成年人与青少年对音乐、书籍、电影和明星的偏好惊人地一致；青少年犯罪率和残忍程度令人痛心地蹿升；未成年人间的性行为乃至未成年妈妈也日渐成为见怪不怪的潮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成年男女开始逃避婚姻和赡养父母的责任，他们拒绝融入家庭生活，得意洋洋地高唱着“不想长大”，将自己归入“宅男”“宅女”“月光族”的类别之中。倒不是谴责此类新鲜的生活态度，只是在传统意义上而言，这些坚持将自己称为“男孩”“女孩”的成年人曾经是不可想象的存在。

五
波兹曼对电脑有过乐观的预言，甚至认为它是唯一可以保存童年的传播技术，因为在他的认识中，使用电脑必须进行复杂的学习，这使得教育重新变得重要，信息重新获得分级的可能。然而时至今日，信息技术的普及早已超越了波兹曼在80年代初期的想象，孩子们对电脑技术的熟练掌握正将成人远远抛在身后。我们不得不承认，电脑和网络的影响力比电视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所做的恰恰是在童年背后狠狠地踹上一脚，加速它被信息洪流淹没的旅程。
既然童年本身是文化的产物而非自然的创造，那么竭尽全力去保护它究竟有没有必要？出于对卢梭的赞同，波兹曼认为儿童是纯真浪漫、接近自然的，而“伪成人的劣等面目”是可憎的。事实上，东方文明亦有类似的对儿童纯净心态的赞美，如韦庄在《赠野童》中写道：“羡尔无知野性真，乱搔蓬发笑看人。闲冲暮雨骑牛去，肯问中兴社稷臣。” 路德延亦曾在《小儿诗》中赞叹其“情态任天然”，只是末句仍无奈地劝解道：“明时方任德，劝尔减狂颠。”童年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件美好的事物，只是面对来势汹汹的电子媒介，我们如同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般，总有些措手不及和力不从心。
麦克卢汉曾悲观地感叹：“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拒绝给出抵制这一趋势的具体办法，这种态度令他“既轻松又沮丧”；然而他也并未否认人类可能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在全书的最后，波兹曼满怀希望地宣告：“那些坚持记住童年的人，将完成一个崇高的使命。”
对阿瑟•克拉克笔下步入成年阶段的人类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