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by wap, platform: GALAXY NOTE II

不管如何，早早地把中间位置给定了。这回无锡万达无耻地，史无前例地定到了150一张票，还好有团购。

本帖最后由 日尧 于 2013-7-30 15:57 通过手机版编辑

还真让我猜着了。。。


从万人敬仰到千夫所指 译制片的昨天和今天


译制片曾经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唯一窗口，那些外国面孔所说的翻译腔，一度风行大江南北，甚至变成标准普通话的样板教材；但到了今天全民学外语、盗版音像普及、字幕组遍地开花的互联网时代，依然沿用着旧体制的译制工种，则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来源：Mtime时光网作者：玄曦皓 哈麦
http://news.mtime.com/2012/07/24/1493354.html

　　时光网特稿 “我不需要贾秀琰对任何人负责，只要对我负责，我喜欢就行了。”面对时光网记者时，王进喜很直率。这是一个有18年工作经验的译制片制片人，也是目前八一厂译制片的负责人。前些日子，《黑衣人3》的中文翻译引起不小争议，网友们把矛头对准了该片翻译贾秀琰，对此，制片人王进喜则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因为说到底，采用“坑爹”“地沟油”“此恨绵绵无绝期”等译法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其实，这就是院线进口电影的翻译在今天越来越多受到非难的原因——引进片的译制、配音由三个城市、最多不过几百人的小圈子承包，而且翻译文本其实是由人数更少的翻译和制片人所定夺。换言之，人数不多的几个人决定了中国亿万观众将会在影院里看到怎样的译制片。在外语日渐普及，人人可以在互联网上畅所欲言的时代，纠缠了中国翻译界上百年的“信达雅”难题，在引进片领域更是凸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译制片有过极为辉煌的时期，一部部外国电影，是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极度匮乏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唯一途径，那些精彩的配音台词，成为几代中国人共享的民间语文。而邱岳峰、童自荣、丁建华等声线突出的配音大腕，也堪比电影明星，得到了大众由衷的热爱。“上译经典”到了今天，依然被年长影迷津津乐道。

　　然而，今天的电影译制，除了在技术上明显进步之外，在“内容创作”上却和那个时代几乎无异，甚至比当年还更加潦草。从万人敬仰到千夫所指，外国电影的中文译制，真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三城四厂的垄断生意

　　1994年，中国开始引进分账大片，也是在这一年，王进喜接手了八一厂的译制片工作，并迅速将其带至辉煌。《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等一批优秀电影开始将八一厂译制片的品牌逐渐打响。

　　像“八一厂”这样的译制片品牌，全国只有四个，其他三个分别是长春电影译制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今年刚刚改名的北京电影译制厂（属于中影集团译制片部门）。其中，八一厂和北译厂同在北京，实行“一套班底，两个牌子”的原则，两厂都没有在编的译制片导演和演员，全部使用临时工。



北京电影译制厂前身隶属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现在隶属于中影集团
2012年，京译译制影片《快乐的大脚2》正式挂名“北京电影译制厂译制”
这是第一次使用该名

　　如今，一部引进片想要走进中国的影院，都要走这样的流程：首先，提交带有叠片字幕的样片（这个字幕由片方提供，通常很简陋），这是送审。电影局初审通过，就会分配给译制厂进入影片的译制阶段，译制完成后会产出两个版本，一个是原声字幕版，一个是中文配音版，此时还要进行第二次的内容审查，之后再经过一次技术审查，然后才能真正与观众见面。也就是说，引进片必须贴上这四张译制厂品牌的其中一张，才能得以公映。

　　中影集团的进出口公司负责引进，电影局负责审查和译制任务分配，译制片厂负责译制和“贴厂牌”，这便是中国译制片的大致流程和角色分工。在形容这种模式时，王进喜说，“挺可悲的，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方式，谁都有饭吃，谁都别饿死。”这种“计划体制”将译制片关进了小房间，将所有民营企业拒之门外。尽管长译厂、上译厂、北译厂先后完成了企业化改制，但是本质而言，译制片仍旧由国营单位垄断经营。

　　体制所造成的行业封闭，致使译制片只在北京、上海、长春这三个小圈子里兜兜转转，一共几百人的规模，一年几百万的产值（即译制费用），着实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买卖。在与时光网记者的交谈中，王进喜反复提到，这种模式终究要被打破，市场早晚是要放开的。只是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这一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



　　◆译制导演也能动剪刀

　　进口片在译制前后，要完成两次内容审查，一次是初审，决定影片是否能引进；一次是终审，决定影片是否能上映。即是说，即便走过了引进程序，完成了影片译制，依然有可能无法上映，这些年里类似情况并不鲜见。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译制人员不但要负责文本和配音，也要对影片的画面和情节进行处理，这又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现实。

　　在译制片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八年之后，王进喜坦言，他已经摸清了审查的大致规则。哪些该删，哪些不用删，他都有了一套自己的认识。所以，译制的过程中，他会在翻译上规避一些敏感话题、脏话，同时也会亲自操刀，剪掉一些镜头，以保证影片顺利通过终审。今年《泰坦尼克号》重映，影片中露丝的**镜头的删剪就出自王进喜之手。


见到王进喜时，他已经在朝阳区壹线国际蜂巢传媒艺术区的录音棚中“监督”工作
这个录音棚是租借的，正在录制的是西班牙影片《茱莉亚的眼睛》
片中有一段很血腥的镜头，在王进喜的授意下剪掉了
（图片：《朱莉娅的眼睛》译制导演张云明<右>正在和录音师忙碌的工作）

　　没有分级制，没有明晰、透明的审查规则，就容易造成大量不必要的“过分阉割”。本来无需删掉的，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删掉了，甚至不惜牺牲影片叙事的完整性。译制片导演兼演员廖菁、张伟夫妇提到关于《007：大战皇家赌场》的一个例子，“威尼斯下沉之前，007拿装修用的钉枪，一个钉子把一个匪徒的脑袋给钉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镜头，剪掉了之后就让人纳闷他是怎么摆脱这个匪徒的。他们就说这个钉枪钉脑袋有点残酷，就给剪掉了。”

　　对此，廖菁张伟只能表示无奈，“我们也没有最终决定权，只能是给一些道理。关于这个审片，好多剪片子的行为都是个人行为，按说现在都没那么严重，他们都给剪掉了。”“他们”的逻辑总是让人捉摸不定，这也造成了审查的不透明性，个别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着亿万观众的观影效果。



　　◆翻译，让电影变糟糕？

　　从形式来看，译制就是把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信息偏移乃至信息错位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翻译，本身就决定了会对原意造成或多或少的损伤。张伟曾经在1986年亲赴德国学习译制片，他回忆道，“那个班集结了当时来自全世界的译制片的顶尖讲师，当时提出的理论是，如果打字幕，只能保留原片60%的欣赏度，配音的，你能欣赏到80%。”他还提到在译制《变形金刚》时，尽管做了很多遍，但直到放映的时候才发现，很多细节都没有注意到。“比如刚一开场空中的宇宙战争，你要看字幕，就看不到那些细节了。”

　　在进行影片翻译的时候，原版权方会提供碟片拷贝，为了防止“跑版”（盗版），大多数会打上水印，有的还会有译制单位或译制人员的名字，这样一旦流出，便有据可查。但是特别注重本土化的迪士尼是个例外，不仅配有专门的译制总监，还要求翻译者要去迪士尼的总部观看电影，即时翻译。译制完成后，迪士尼也是唯一要进行“版权方审核”的制片企业，其余企业对影片的中文译制版几乎并不参与意见。


　　大陆上映的引进片大多是英语片，但是也有不少非英语片。按道理来讲，一次翻译，造成的损失是最小的，因此什么语种的影片，就应该找该语种的翻译来做，然而实际情况是，有时往往非英语片也配有英语字幕，翻译就按照英语字幕去翻译非英语电影。


贾秀琰翻译的《终极快递》是一部法语片，给了法语本、中字提示本，没有英文台本
当时，她正在新疆出差，白天工作，晚上翻译，本子和电影又对不上
翻译出来后有点乱，让导演费了很大的劲，非常生气

　　贾秀琰在完成了争议性很大的《黑衣人3》之后，还翻译了一部西班牙语电影《朱莉娅的眼睛》。在谈到翻译过程时，她对时光网记者这样说道：“非英语片都是会给英文对照本，左边是原语种，右边是英文，有的还会给中字本。西班牙语看不懂，就查字典，要用英西的词库。”

　　本身“一次翻译”就已经让电影在传词达意上有了折损，这样的“二次翻译”更是将这种折损进一步加深，假如存在行业规范的话，“二次翻译”一定是译制片的禁忌。只是目前来说，这个行业更多是靠自律，而不是靠监督。其实，我们必须要问，如果翻译不懂小语种而非要分配其去负责某种小语种电影，这种制度难道不该检讨吗？




　　◆时间紧，任务重

　　现在很多影片在译制时，字幕版和配音版只译一个台本，但是两种呈现方式却有着很大的区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和译制的时间过短有关。王进喜介绍到，目前一部影片的译制大约需要15天，翻译给7天，导演装词3天，配音和其他杂项一共5天。此前上映的《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只用了10天，而上译厂当年翻译《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时竟然一共只用了5天。

　　这么短的时间内，很难对译制内容精益求精，充其量只是“敷衍了事”罢了。多声轨的录制技术，也让录音变成了流水线的工作，配音演员的“演员属性”丧失殆尽，变成了一个个“配音工具”。廖菁回忆起当年的工作情形时，这样说道：“导演先来，把剧情交代清楚，然后角色分配了，大家熟悉完了以后，每一场戏都要排练，就跟话剧一样，排戏的过程中导演告诉你哪些声音应该怎么做。我们那时候的原则是，配音前要看三遍，然后还要无声的对一遍，把原声关掉，大家走一遍戏，然后才正式的录，但是很少一次就成功的。”


实行多轨录音后，每个人可以单独录制自己的音轨
这样一来，配音时，面对面的“对手戏”不见了，变成了“独角戏”
经过多轨混缩，再实现影片中人物对话
（图片：配音演员高增志正在录制《朱莉娅的眼睛》）

　　那时的单声轨技术决定了配音时大家一定要现场对戏，而且还要尽可能还原影片中的场景，例如演员的站位等等。除此之外，在配没有做声音音乐音效分轨的电影时，音效、音乐和对白一起录，“你这边配台词，那边在噼里啪啦的弄动效声音。演员的脚步声啊、衣服窸窸窣窣的声音啊、杯子的声音啊，都有专门的动效师在做。”对于那时的工作态度，廖菁说：“那时候音轨只有一条，不过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氛围，就是大家心里都憋着股劲儿，心里都想着‘错了，也不要因为是我’，大家都很认真。”


　　如今的多音轨录音确实提升了工作效率，但也没了那种辛苦细致的“人工打磨”。打个比方说，《泰坦尼克号》里的露丝和杰克的爱情如此感人至深，但到了译制环节，两名配音演员可能根本都没在一起录过音。




　　◆有意识形态审查，没艺术水准审查

　　关于《黑衣人3》翻译的争论，实质上带出的是译制片的行业标准问题。在电影局的审查项目中，有影片内容审查、有技术标准审查，但是没有译制内容的审查。因此，一部引进片只要挂上“说得过去”的字幕和配音，就能够走进影院了，这也就造成了译制片在内容创作上并没有清晰的标准可供参考。

　　《黑衣人3》是王进喜分派给贾秀琰的项目，贾秀琰在八一厂是做宣传发行的，2008年时被王进喜引进了这个圈子，开始做起了电影翻译。有趣的是，贾秀琰学的并不是英语专业，而是中文专业。但王进喜说：“我选翻译，并不一定非要英语特别好，但是中文要好。电影是翻译给中国人看的，要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

　　在做翻译的同时，贾秀琰还要兼顾厂里的工作，因此准确来说，电影翻译只是她的一份兼职。有时她不得不尽快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腾出整天的时间来翻译电影，最长的时间“从早上八点一直到夜里两三点，不动地方”。四年中，她翻译的电影有二十几部，而据她介绍，在北京像她这样经常做翻译的大概只有七八个人。

　　翻译出的台本首先要通过王进喜这一关，他回忆当时第一次看到贾秀琰翻译的《黑衣人3》的台本时，说：“我看了我特高兴，达到我的目的了，如果她不是学中文的，古诗用不上去。《黑衣人3》是个科幻片，多用点这个没什么。意思到了之后，是可以充分发挥的。”


目前在电影翻译中，有一些内容是一定不能错的
比如数字、年份、人名、地名等信息点，但是除此之外，其他内容的翻译则无标准
翻译《罗宾汉》时，因为一个年份错误，贾秀琰被“停业”一年

　　《黑衣人3》之所以被“网络捉虫”，一方面聚焦在翻译上的词句错误，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发挥”的问题。在缺乏可供遵循的翻译标准的情况下，发挥的方向和程度全由制片人说了算，纵向来说，这让个人意志决定了大众需求，横向来说，也让译制片行业呈现出良莠不齐的境况。当然，现在还是存在着一些起码的硬性要求，例如年份、地名、人名等内容都是不能错的。贾秀琰就曾经在翻译《罗宾汉》时出了一个年份错误，虽然并不是她写错的，但是在复核的时候她没有听出来，最后被洗印厂的人发现了。为此，她被王进喜“停业”了一年，在此期间没有翻译任何电影。

　　如果把译制片视为一个产品的话，这个产品的生产标准就是模糊不定的。除了翻译，这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配音环节。审查中基本不涉及译制内容的质量问题，对艺术标准的审查更是无从谈起，“只要口型别太差了，这个是没有人来管的。”廖菁如此说道。




　　◆5亿票房电影的配音成本只有5万

　　在上译厂的辉煌期，“配音腔”是个褒义词，当时，对于几乎没有看过原声电影的中国观众来说，邱岳峰就是《大独裁者》中的卓别林，童自荣就是《佐罗》中的阿兰·德龙。尽管他们的声音并不完全匹配，甚至相去甚远，但是那种奇妙的“声画关系”，让那个时代成为译制配音的黄金时代，让那时的配音演员也都成为大大小小的明星。

　　而现在，“配音腔”似乎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引进片的中文配音版所占的市场份额正在急剧萎缩，有些影院甚至根本就不排配音版，一律是原声字幕版。然而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日本，配音版电影都占据着极高的市场份额，年初有报道称，日本电影正在逐步取消字幕版电影，一律采用配音版。


《黑衣人3》日本海报
日本的译制片产业非常发达，配音版更是为大众所青睐
年初有报道指出，在日本影院内上映的电影，正在逐渐摆脱字幕版，由配音版取代

　　张伟在德国游学时，看到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电影都是配音的，很多片子只有到最后才会在字幕中看到，原来这是英国的或者是美国的，他不禁感叹德国人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意识如此之强。但是我们也不能单纯的以“保护民族文化意识不强”这个标准来解释目前国内配音电影的衰落，也许相比于原声而言，中文配音的表现力与真实度都太差，浓重的“配音腔”有时会破坏影片的氛围，影响观众的观影情绪。因此，他们宁可选择字幕版，看得累一点，也想要看到原汁原味的电影。

　　当谈到配音质量的问题时，廖菁张伟夫妇向时光网记者披露了一些行业的内幕：“有时候就特悲哀，悲哀在哪儿呢？老板掏了钱了，希望它是这样的，但是一层一层的往下，谁都想捞点钱，到了最底层的那个制片，就要求能有多便宜就多便宜，有80的肯定不选100的，根本不管质量。有时候我都替那老板悲哀，上层根本不知道，下层都从中吃实惠了。”

　　据王进喜透露，目前一部译制片的译制费大约为5万元，和这些大片动辄几亿人民币的票房相比，这个数字着实显得有些尴尬。




演员黄渤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配音专业，并且是当年的班长
《三傻大闹宝莱坞》引进中国时，片方请来文章、黄渤等明星为影片配音
王进喜说，没有经验的文章配得很吃力，黄渤则驾轻就熟

　　◆人才培养，只是在走过场？

　　尽管目前的译制片行业并不能用景气来形容，但如果缺乏了人才的培养和输送，那么无异于让这个本就不活跃的圈子变成一滩更死的死水。这就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市场几乎没有需求，一方面又不能不培养人才，以求为这个行业输送一些新鲜血液。


　　上译厂从1998年就成立了下属的上海译影艺术专修学校（现已改名为“唯优学院”），专门培养影视配音人才，但与专业的大学教育不同，“唯优学院”是个面向社会招生的培训机构，更多的是把配音作为一种兴趣爱好的课程来开设。中国传媒大学也于2003年开始在外语学院招收影视剧译制专业，每年招生一个班，每班20人，现在依然如此，课程以英语基础课和文科基础课为主，高年级会有一些影视节目制作、影视翻译方面的基础课，但是课程的专业性和实用性都不强。对于就业问题，该专业的一位老师这样回答我们：“就业情况不理想，有一部分同学本科毕业后考入相近的专业读硕士学位，就业的同学去向很分散，有些同学进入了传媒类单位，但从事译制方面工作的很少。”

　　人才培养上无法做到学以致用，几乎让这种培养变成了无用功，变成了走过场。王进喜说：“我告诉他们想学配音的，把这个当成爱好还行，但是如果想要指望这个吃饭，还是不行。现在很多人办配音培训班，我没去，这有点耽误人家的青春，市场需求摆在那里，以后这些孩子的就业问题怎么办？”





前苏联战争片《普通一兵》成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

第一阶段：建国后到文革前
※ 黄继光的榜样在电影里

　　在1949年那个燥热尚未散尽的夏末，一部苏联影片在全国引起轰动。当俏皮活泼的土腔土调从苏联士兵嘴里蹦出时，中国观众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亲切。自此，真正意义上的配音电影开始成为大银幕上的主角，《普通一兵》则被视为译制片的开山之作。

　　“让外国演员说中国话”始于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厂长袁牧之在1948年7月某一天的一时想法，此后留苏归来的青年演员袁耐晨领命去跟苏联驻哈尔滨的电影机构谈判译制事宜，最终拿到了《普通一兵》的“试译”合同，话剧演员出身的袁耐晨和搞俄语翻译的孟广钧，做放映员的张玉昆（为男主角马特洛索夫配音）以及东影邻村村长马静图等人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配音班子。

　　影片历时8个月译制完成，在全国上映后反响强烈。此时抗美援朝战争打的正酣，《普通一兵》被送上前线放映，广大战员深受鼓舞。资料显示，黄继光看过这部影片后，在1952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扑向敌堡，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成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黄继光看过《普通一兵》后在1952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扑向枪口

　　鉴于《普通一兵》的成功，前苏联电影输出公司总代理聂司库伯把大量本国电影交由东影（1955年后，东影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设译制片分厂，简称长影）译制，仅1950年一年，就有《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列宁在十月》、《丹娘》等32部前苏联影片进入中国，这种情势一直延续到中苏“蜜月期”结束。

　　就在《普通一兵》译制的那一年冬天，位于上海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成立（1957年，翻译片组脱离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上海电影译制厂，简称上译），随即便接到了中央电影局分配的10部电影翻译任务，精通英文的陈叙一带领带领周彦、寇嘉弼、陈锦荣等人前往东影厂学习译制经验，次年一月《小英雄》译出，苏秀、邱岳峰等人成为上译厂的第一批配音演员。


上译厂灵魂人物陈叙一（右）在1949年冬带队去东影学习译制经验

　　在“好兄弟”苏联的电影全面占据银幕时，1954年左右，少量西方电影也进入中国，如《**与小偷》、《偷自行车的人》、《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邱岳峰的声音也正是从《**与小偷》开始被中国观众所熟知，小偷的卑微、可怜和无奈被他演绎的出神入化，上译厂的“南腔”时代宣告开始。



印度风情喜剧《流浪者》中女主角向男主角大胆的示爱让无数中国人看红了脸

第二阶段：文革时期的内参片
※ 神秘的毒草片

　　1960年代中苏交恶，前苏联电影逐渐淡出银幕，而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小兄弟”国家的电影成为银幕上的主角。社会上对当时流行的电影总结了一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又搂又抱。”对于看惯了苏联战争片的中国观众来说，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者还玩吉他？”的情感表达就让人们大开眼界，印度风情喜剧《流浪者》中女主角向男主角大胆的示爱更是让无数中国人看红了脸，而由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编剧，金正日指导拍摄的《卖花姑娘》更是风靡一时，牵动了无数中国观众的泪腺。

　　在“苏联修正主义”不受待见的同时，“洋奴哲学”也被大肆批判，但这并没有阻碍一些带特殊标记的资本主义“毒草片”的译制。当然，译配这些影片和观看这些影片一样，都是一件带有神秘色彩的事情。老牌配音演员曹雷回忆称，当时送来译制的片子都没有片名，是用号码标记的，“译配的时候工军宣队在的人在那儿，让你保证你看到的任何内容，不许在厂外跟任何人说。”而这些片子，只有中央到地方的中高层党政军领导才有资格观看——批判地观看。

　　更荒唐的事情还不止于此，一次有部美国四十年代的商业片发到了上译制厂，它跟“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根本挨不上边儿，也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性可供样板团参考。苏秀纳闷的问身边同事“为什么要我们译这部片？”同事开玩笑说可能中影发错片子了。“后来听说，江青特别喜欢美国男影星泰隆·鲍华，凡是他主演的片子都要弄来让我们译。”


江青特别喜欢美国男影星泰隆·鲍华，他的片子江青都要译制过来一看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出现过的那部有裸女镜头的电影《罗马之战》即是此类影片，当时称作“参考片”“内参片”，据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里回忆，该片可能是林彪点名要看的，“因为影片中充满了政治阴谋”。而且上下两集共3小时的片子，从翻译人员看到片子到混录完送北京只给10天时间，于是就只好边翻编配，这个过程让曹雷终生难忘，“当时非常热，于鼎、康泰等一堆大块头挤在仅有的一个话筒前，我还挺着一个大肚子，陈叙一导演九天九夜没有睡过觉，后来他都失声了。”遗憾的是，当时译制的很多影片今天都已不知去向，《罗马之战》也只是作为一部“受批判的电影”在部分文化单位内映，少年姜文有幸看到了，可惜中场就被赶出了会堂。因为这种电影“毒性非常之大，小孩儿看了，会犯错误的。”


上影厂在1980年拍摄的庐山恋即是对当时中国年轻人恋爱状态的一次写真

第三阶段：文革后至90年代初
※ 全民恋上外国片

　　总的来说，文革其间片源国的数量有限，译制片产量相对较少，以长影为例，产量大的年份只译制十部左右，少的年份只有两部，平均每年五部左右，是文革前的八分之一。四人帮倒台后，《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简·爱》等“内参片”得以公映，译制片又重新迎来了它的春天。长译厂继续着自己的“北调”传统，上译厂后来者居上并从70年代起开始发力，八一制片厂也从1969年开始了故事片的译制，而随着电视的普及，中央电视台也在此时成立了自己的译制片部门，风靡于80年代初的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即是央视接手的第一个译制项目。

　　与改革开放前多以文化交流形式获得外片资源不同，70年代末后外国电影真正以“进口片”的身份进入中国，该业务由中影进出口公司独家经营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三大译制厂以一定比例从中影分得片源。在文革期间被贬为木匠的邱岳峰也在此时重回录音棚，成为一部返工片《红菱艳》的救命稻草。此后，他又为《佐罗》中阴险、残暴、狡诈的威尔逊少校以及《凡尔杜先生》中虚伪、狡诈、谄媚的凡尔杜等角色献声，并由此成为银幕上反面角色的代言人，其魅力十足的“邪恶”声音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后为“孙悟空”、“唐老鸭”等角色配音的李扬就是受其影响开始尝试配音的。


邱岳峰（右）把虚伪、狡诈、谄媚的凡尔杜先生（卓别林饰）表现的令人叹服

　　在中国译制片的黄金年代里，《追捕》、《幸福的黄手帕》、《虎口脱险》、《佐罗》、《办公室的故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叶塞妮娅》、《卡桑德拉大桥》、《大篷车》、《东方快车谋杀案》、《第一滴血》、《霹雳舞》、《超人》、《终结者》、《铁甲威龙》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影片被引进，中国人从难得一见的别国风情里学会了生活的花样，苏联姑娘穿的布拉吉连衣裙在当时就成为中国姑娘追求的时尚，上译厂1980年拍摄的《庐山恋》里女主角频频变换的华装丽服及凹凸有致的装扮就是对这一风潮的记录，而郭凯敏饰演的“孔夫子”也无疑是对当时中国年轻人恋爱状态的写真。同样，中国人的幽默感也是在一众外国喜感角色的熏陶下大大提升，在人群拥挤时，你会听到有人嚷嚷：“让列宁同志先走！”


毕克的声音完美诠释了高仓健所饰演的角色，甚至成为高在中国的代言人

　　在那个中国人正放眼看世界的时代，资源的稀缺让几乎每一部译制片都获得了“万人空巷”的待遇，配音演员和电影明星一样被大众膜拜，青年人不仅把风衣领子竖起来像硬汉“杜丘”（《追捕》男主角，高仓健饰）一样装酷，也学会了像毕克（配高仓健）一样在喜欢的女生面前很自我的说出“我喜欢你！”独立于银幕之外，那时候甚至形成了一种“听电影”的文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到晚上会播送译制厂译制的电影录音剪辑，刘广宁（《生死恋》、《魂断蓝桥》）就曾用她那高贵华丽的声音惹得无数男人浮想联翩，只是苦了上译厂门房老头每天都要用麻袋装来自全国各地的情书，而她那时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分账大片和盗版音像制品同步出现，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开始分裂

第四阶段：1994年至2002年后
※ 没人知道我是谁

　　随着1994年后中国电影“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结束，配额十部的“分账大片”时代的到来，《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阿甘正传》、《狮子王》、《泰坦尼克号》等一系列好莱坞大片成为主流，而曾经在中国影市上空前繁荣的“非美”电影则逐渐减少。此间，随着尚华、于鼎、毕克、苏秀、赵慎之等老一辈配音演员渐次隐退，姜玉玲、胡平智以及曲敬国、徐小青等人分别成为上海和北京地区的配音主将，虽然这时仍有一些“音迷”观众会关心配音阵容，但曾经套在译制片头上的光环已基本消失不见，配音开始成为一种幕后工种默默存在。

　　90年代后，录影带、LD、VCD影碟的出现又给中国观众带来了新的选择，即使要费力的紧盯字幕，但原汁原味的原声片还是让观者备感新鲜，卧在电视机前看片成为成为另一种潮流，此时国人接触到了大量闻所未闻的外国电影，中国的影迷文化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


不管是用英文还是中文对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是这部电影让观众满足

　　在此阶段，出现在小荧屏上的原声字幕片和在大银幕上放映的国语配音片和谐并存，当《泰坦尼克号》在全国引起轰动时，Jack的"I'm the king of the world"和曲敬国的“我是世界之王”同样激情四射，Rose的"You jump,I jump"和徐小青的“你跳，我也跳”也一样深入人心。这时候，没人质疑影片的配音是否到位，也很少有人去关心小李和凯特的配音演员到底是谁。观众在有得选择后显然已经形成了自我本位，影片质量的好坏才是能否引起关注的根本，配音的重要性相较于以前已大大降低，高仓健指定毕克为其影片专属配音的段子也只能成为往事佳话偶被提起。

　　虽然《泰坦尼克号》在1998年制造了3.6亿元的票房神话，但中国电影市场在90年代整体萎缩才是现象背后的事实。在国营体制经营思路的束缚和电视、影碟、网络等冲击下，中国电影票房从1993年的28亿元跌至2001年的不足9亿元。


在大银幕上，这只贱猫会说各种当下流行的俏皮话，博得了部分观众的欢心

第五阶段：院线制改革起至今
※ 官方也变字幕组

　　2002后中国影市开始院线制改革，中国电影才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当排片的权利掌握在院线手里时，如何更好的取悦观众成为商人们考虑的重点。也是从此后开始，原声字幕电影登陆大银幕，译制片逐渐退守次要位置并逐渐“失声”。

　　译制片银幕主导地位的丧失同样牵动着译制厂的命运——用每年从中影分到的十来部片子养活一干人显得越来越吃力，加上译制片报酬十年如一日的低廉，几大译制厂不得不自寻出路。八一厂已于几年前解散了在编团队，依靠北京的资源优势，实行配音团队临时组配。上译在2004年完成企业化改制，成立上海电影译制厂有限责任公司，在职人员从2003年的69人减少到现在的10人，配音演员也多以外援为主。长影也在近年完成了企业化改制，但相较以前也元气大伤，挣扎在自给自养的边缘。而三大厂之外的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片部门也在今年更名为北京电影译制厂，为中影所有，与八一厂共享北京地区的译制片及国产影视剧配音。

　　就在译制片几乎无人问津的当下，也偶有片子能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2006在国内上映的《加菲猫2》就是一个个例，因为那只怪猫不但行为调皮，还会在吃火鸡前来一句“猫咪我灰常灰常开心”，它在窘境时一句“放开我，我是弱势群体”也让中国观众共鸣不已。而在2008年初夏回国探亲的“功夫熊猫”也用“神马都是浮云”等时髦华语讨得了部分观众的欢心。但同时，民间字幕组的涌现，中国观众早就领教了自我发挥、本土化翻译的味道，“官方”翻译的与时俱进，不过是这种大潮流的一种相对滞后的反应。


今年上映的《黑衣人3》中网络热词和古诗词的运用让有些观众感到了不适应

　　到了今年，情况似乎有些变化，当《黑衣人3》里的男人们用“路边摊”、“地沟油”、“瘦肉精”等网络热词，甚至用“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古诗词逗乐时，有些观众已经面露不悦了，而紧接着当《马达加斯加3》里河马对长颈鹿说出“我们可以组成夫妻档，就像小沈阳那样”等穿越语时，部分网友按捺不住了，就连一向低调的网络字幕组也出来“捉虫”挑错。虽然争执双方各执己理，观众对此也褒贬不一，但一个很明显的结论是，电影译制这个话题又火热了一阵。

　　但无论如何，译制片的辉煌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正如配音导演廖菁所担忧的——不论你配得好与坏，只要你普通话讲得标准，听上去没有大的瑕疵，片子就算通过了，根本没有一个艺术的评判标准。除了一些责任感还比较强的导演外，实际上很少会过问角色和戏中人物是否匹配，其情绪传达的是否到位，这种现象在电视剧配音中尤为明显。而出品方为了片子的人气集结明星配音也成为一种时髦，当出品方青睐普通话讲不标准的任贤齐和谢霆锋为动画片《风云决》配音时，担任译制片导演的曹雷主动请辞，她称“不想砸了这块招牌”。这其中有老一代艺术家对专业精神的坚持，有为和两位明星同台配音的童自荣打抱不平（和给明星的报酬相比，童自荣简直就是义务劳动），当然，或许也有对配音这个小圈子遭遇外人侵扰的不满。


谢霆锋为国产动画《风云决》配音曾引起风波，曹雷导演请辞

　　实际上，转身回望，译制片的分配机制和小圈子习气至今仍然没有改变，当一部外片的引进资格始终属于一两家公司所有，当影片的译配权只能从下发者那里得来，当影片的生杀标准只是少数“剪刀手”的好恶，当十几个人的趣味决定十几亿人的观影体验时，译制片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很奇怪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大片在引进之前就已经有字幕组做完字幕了，就不能拿那些来校对一下吗？

posted by wap, platform: Android

这个翻译很好啊,跟日本妹一起驾驶机器，爆一句宅语很应景。要是另一个操作员不是日本的就显得生硬了

posted by wap, platform: SONY (Tablet Z 4g)

我想问问大陆上的速激6字幕谁翻的?水准直逼高中生，网上随便一个字幕组准确性都秒杀他一百遍

posted by wap, platform: BlackBerry (8900)

操，要讨好萝卜控翻译成火箭飞拳更好点。

翻译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没人肯干的活儿
能找到个人干就不错了

天马流星拳确实有点跳戏啊，看到这句我以为会跟星矢的招数一样呢，谁知到只有一拳啊

引用:

原帖由 日尧 于 2013-7-30 15:55 发表
posted by wap, platform: GALAXY NOTE II

不管如何，早早地把中间位置给定了。这回无锡万达无耻地，史无前例地定到了150一张票，还好有团购。

本帖最后由 日尧 于 2013-7-30 15:57 通过手机版编辑  

无锡什么团购59？网上搜了一圈找不到啊。

大老爷们的能不这么矫情不？不就一句台词吗，还不爱看了，又没人求着你去电影院里看。刚看完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就一句字幕，而且也不是必杀技，一笑完事儿，就当国内版的彩蛋喽，小时代 王进喜3都经历了，一句台词算个屁啊

引用:

原帖由 伪 于 2013-7-31 02:57 发表
很奇怪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大片在引进之前就已经有字幕组做完字幕了，就不能拿那些来校对一下吗？

你说的仅限于没有同国外同步，且有高清下载的情况下才可能。

上海iMax都不参加团购吧……苦啊

难道天村imax全国最低？
环太平洋imax首映40
惊天危机+环太平洋+速度与激情6，imax3连映90

posted by wap, platform: Android

洛克托～～胖起

格瓦拉周浦万达75 ，也算良心价了